CYP2E1

OTC2025论坛深度聚焦类器官与疾病建模、新药发现/研发、3D细胞培养、类器官培养及质控。展位咨询请联系：王晨 180 1628 8769。在《Nature》期刊上发表的这篇文章中，日本的科研团队探讨了通过激活Wnt和STAT3信号通路来实现人类成年肝细胞类器官的长期自我更新。这项研究解决了肝细胞在体外培养中扩增能力与功能保持之间的权衡问题。研究发现，YAP的激活促进了肝细胞的增殖，但会导致其向胆管导管谱系的分化。相反，OSM诱导的STAT3激活不仅促进了肝细胞的增殖，还抑制了导管化生，维持了肝细胞的特性。移植到小鼠体内的肝细胞类器官能够重新构建受体小鼠肝脏的代谢分区结构，并在去除培养基中的特定因子后形成具有胆管网络的绳索状结构，表现出与体内肝细胞相当的主要肝脏代谢功能。该研究为开发针对人类肝脏疾病的治疗策略提供了新的途径。01研究背景首先，肝脏是人体内一个关键的代谢器官，负责多种重要的生物化学过程，如葡萄糖生成、糖原合成、尿素循环、脂质生成、胆汁酸合成、蛋白质生产和药物代谢。这些功能的严重损害会导致肝功能衰竭，通常需要进行肝移植。近年来，随着抗病毒治疗的进步，肝功能衰竭的病因从病毒性肝炎转向与现代生活方式相关的代谢性肝病，特别是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脂肪性肝病。这种疾病如果不加以治疗，会进展为脂肪性肝炎、肝硬化和肝功能衰竭。然而，由于缺乏能够真实再现肝脏代谢功能的人类肝细胞模型，预防代谢性肝病的成功率有限。其次，体外分离的肝细胞在增殖能力上迅速下降，与其在体内的强大再生能力形成对比。现有的培养方法只能暂时维持初级人类肝细胞的功能性，但会影响其扩增能力。虽然一些研究尝试通过不同的策略来克服这一限制，如使用小分子抑制剂促进肝细胞的扩增，但这些方法往往导致胆管化生，即功能性细胞被重新编程为增殖能力较强的细胞。这种现象被称为“paligenosis”，使得在再生医学、药物发现和毒理学领域中使用人类肝细胞面临重大挑战。因此，开发一种能够长期扩增且保持功能性的人类肝细胞培养系统至关重要。02研究发现人类成年肝细胞类器官的长期扩增和功能保持：研究团队通过激活Wnt和STAT3信号通路，实现了人类成年肝细胞类器官的长期自我更新。YAP信号的激活促进了肝细胞的增殖，但会导致其向胆管细胞谱系分化。相反，Oncostatin M通过激活STAT3信号，促进了肝细胞的增殖，同时抑制了胆管化生，保持了肝细胞的特性。研究表明，这种类器官在移植到小鼠体内后，能够重建受体小鼠肝脏的代谢分区结构，并在去除特定培养因子后，形成具有胆小管网络的肝索样结构，表现出与体内肝细胞相当的主要肝脏代谢功能。类器官在基因编辑和疾病建模中的应用潜力：研究表明，这些肝细胞类器官可以进行基因编辑，从而为代谢性肝病的功能建模提供了可能性。新开发的培养系统为人类肝病的治疗策略开发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途径。通过优化的培养条件，研究团队成功地在体外模拟了肝细胞的代谢功能，这标志着功能性类器官医学的新时代。03临床意义肝移植的替代方案：HHOs可能成为肝移植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在供体短缺或无法进行肝移植的情况下。  药物筛选和毒性测试：HHOs展示的药物代谢能力与体内肝细胞相似，使其成为药物筛选和毒性测试的理想模型。这可以加速新药的开发和安全性评估。  代谢性肝病的研究和治疗开发：HHOs提供了一个真实反映人类肝脏代谢功能的平台，有助于深入研究代谢性肝病的病理机制，并开发针对这些疾病的治疗策略。  再生医学的应用：由于HHOs能够进行基因编辑，它们可用于研究遗传性肝病并探索基因治疗的可行性。  总之，该研究不仅为肝细胞的体外长时间培养提供了新的策略，还为肝脏相关疾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开辟了新的方向。04实验策略1. 信号通路激活与抑制：  通过激活Wnt和STAT3信号通路，实现人类成年肝细胞类器官的长期自我更新。 YAP激活促进肝细胞增殖，但同时导致其向胆管导向分化。 通过抑制TGFβ信号和使用Oncostatin M激活STAT3，促进肝细胞增殖并抑制导管化生，从而保持肝细胞特性。2. 类器官培养体系的优化：  在培养基中添加EGF、HGF、FGF-10、Wnt/R-spondin、TGFβ抑制剂（A83-01和Noggin）、IL-6和PKA激活剂（Forskolin），支持小囊状类器官的形成。 通过去除某些培养因子（如Noggin和forskolin），并补充激素（如生长激素、催乳素和皮质醇），促进肝细胞类器官的线索状结构形成及胆小管网络的建立。3. 体内移植实验：  将类器官移植到经过药物处理以去除肝细胞的小鼠体内，评估其在小鼠肝脏中的再生能力和代谢分区结构的重建。4. 基因编辑与功能建模：  类器官易于进行基因编辑，从而用于代谢性肝病的功能建模。05数据解读图1：人类成人肝细胞类器官在特定因子下的扩增Figure 1 展示了人类成人肝细胞类器官（HHOs）在特定培养条件下的扩增情况，包括使用不同因子如IL-6和OSM对类器官的影响。  A. 为了观察PHH来源的类器官在扩增培养基（加IL-6）中的表达情况，作者进行了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HHOs表达白蛋白，而ICOs则显示CK19和EpCAM的表达。此结果在三个供体中获得一致性。  B. 为了研究HHOs在扩增培养基中添加OSM或IL-6后的扩增情况，作者通过传代比率和基于ATP的细胞计数估算了细胞数量。每个点代表一次传代事件，三个类器官系在初始3个月内大约每2周传代一次，传代比率为3-12倍，‘x’表示传代失败。供体分别为39岁、53岁和61岁。  C. 为了观察OSM对单个PHH来源类器官生长的影响，作者拍摄了时间推移图像。相同的类器官在相同放大倍率下显示。此结果在两个供体中获得一致性。  D. 为了研究OSM对HHOs基底极性的影响，作者进行了代表性明场和整体免疫染色，标记了CDH1（蓝色）、ZO-1（红色）、整合素β4（绿色）和细胞核（白色）。此结果在四个供体中获得一致性。  E. 为了分析胆管细胞相关转录因子、YAP靶基因和TGFβ信号相关基因的转录组，作者对PHHs、ICOs和HHOs在有无OSM和LATSi（TRULI，5 μM）条件下进行了分析。供体分别为11个月和16个月。  F. 为了观察HHOs在±OSM和±LATSi（5 μM）培养14天后的情况，作者进行了Alb和CK19的免疫染色（左）。细胞核用Hoechst 33342标记。结果显示，CK19+类器官仅在无OSM和有LATSi的条件下观察到（右）。  结论：人类成人肝细胞类器官在特定因子如IL-6和OSM的影响下能够有效扩增，并且不同因子组合对类器官的极性和表型有显著影响。图2：小鼠肝脏用人类肝类器官（HHO）再生Figure 2 展示了通过异种移植方法，将人类肝类器官（HHO）移植到小鼠肝脏中，观察其在小鼠肝脏中的再生情况。  a. 为了研究HHO在小鼠肝脏中的再生能力，作者设计了异种移植实验流程。TK-NOG小鼠在接受ValGCV处理以消融肝细胞后，被移植了HHO或人类原代肝细胞（PHH）。每周采集血液样本，并在8周后收集肝脏样本。  b. 通过苏木精-伊红染色（H&E）和STEM121染色，展示了HHO移植物的代表性图像。结果显示，移植的小鼠和人类肝细胞之间有明显的界限。类似结果在21个PHH移植物（来自五个供体）和104个HHO移植物（来自八个供体）中获得。  c–h. 研究了PHH或HHO（来自两个供体）在小鼠肝脏中的再生情况。通过测量血清中人类白蛋白（hALB）的浓度随时间的变化来评估再生效果。不同的HHO传代次数用不同颜色表示；‘x’表示小鼠死亡。STEM121染色显示了PY53和PY30 HHO移植物。再生效率通过人类肝细胞面积相对于总肝脏面积的比例计算。每个点代表一只小鼠。统计分析显示，与对照组PHH相比，HHO组的再生效率显著提高。  i. 对HHO移植物进行了hALB（红色）、闭合蛋白（绿色）和人类MRP2（蓝色）的染色。结果显示，来自PHH（一个供体）和eHHO（三个供体）的数据具有相似的结果。  j. 在HHO移植物中对分区标记物进行染色，HAL（红色；顶部）位于门静脉附近，CYP2E1（红色；底部）位于中央静脉附近。细胞核用Hoechst 33342（白色）染色；移植细胞为STEM121+（绿色）。门静脉和中央静脉的腔用虚线标出（*表示门静脉）。来自PHH（两个供体）和eHHO（HAL为六个供体，CYP2E1为八个供体）的代表性数据显示了相似的结果。  k,l. 分别显示了在STEM121+区域内HAL+（k）或CYP2E1+（l）面积的比例。每个点代表一只小鼠的一个切片；每种条件下来自两到三只小鼠的平均比例。使用Welch双侧t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论：HHO能够在小鼠肝脏中有效再生，并表现出与人类肝细胞相似的功能特性。图3：建立具有代谢功能的dHHOs（分化后的人体肝细胞类器官）Figure 3 展示了文章中的一项关键实验，即分化后的人体肝细胞类器官（dHHO）建立及其代谢功能的评估。  形态变化： dHHOs从上皮样结构转变为肝细胞样结构，显示出成熟的形态特征。 胆汁酸代谢： 实验证明dHHOs可以合成胆汁酸，并在胆汁小管中运输荧光标记的胆汁酸衍生物，表明其具有生理功能。 胆汁酸的合成和分泌： LC–MS/MS分析显示，与体外培养的人体肝细胞相比，dHHOs产生更高浓度的胆汁酸。 甘油三酯生产： dHHOs能够合成甘油三酯，并在存在微粒体甘油三酯传输蛋白抑制剂时被阻断，验证了其代谢活性。 结论： 这些成功的分化实验及其结果表明，通过优化培养条件，dHHOs不仅展示了典型的胆汁酸代谢功能，还具备了潜在的药物发现和毒理学研究的应用能力。这为将来利用类器官模型进行更深层次的人类肝脏代谢研究奠定了基础。图4：建立门静脉肝细胞类器官Figure 4 展示了对分化后的人体肝细胞类器官（dHHOs）的功能评估，特别是在再现肝脏门静脉区域特定功能方面的能力。  葡萄糖合成与糖异生： dHHOs在饥饿后展示了较高的葡萄糖生成能力，并成功追踪到13C标记的葡萄糖合成路径，证实了其有效的糖异生能力。 尿素合成： 使用15N标记氯化铵进行追踪，发现dHHOs能够转变氨为尿素，验证了其尿素循环的完整性。 线粒体功能活性： dHHOs显示出高于eHHOs的最大呼吸能力，提示其具有更活跃的氧化磷酸化水平。 白蛋白和凝血因子生产： dHHOs能够合成接近人体生理水平的白蛋白，并在维生素K存在下增加凝血因子的活性。 结论： 通过一系列功能性实验，Figure 4展示了dHHOs在多种重要肝脏代谢功能方面的恢复能力，特别是与门静脉区域相关的功能。这包括葡萄糖生成、尿素合成及相应代谢途径的活跃性，表明dHHOs可以作为体外研究人类肝脏功能和代谢疾病的有效模型。图5：生成基因敲除的肝细胞类器官Figure 5 展示了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生成基因敲除的人体肝细胞类器官（HHOs）的过程和结果。  基因敲除成功： 成功通过sgRNA实现了对G6PC和OTC基因的敲除，Sanger测序和免疫检测确认了对应蛋白的缺失。 形态和功能保持： 尽管基因敲除，G6PC和OTC缺失的HHOs仍然保持了正常的类器官形态，并能够合成一定水平的白蛋白。 功能影响： G6PC敲除使得糖异生功能降低，而OTC敲除导致瓜氨酸生成的缺失，验证了各基因在其代谢途径中的关键角色。 培养条件优化： 通过使用LATSi和人血小板裂解物，促进了基因编辑HHOs的扩增，而没有引起生长停滞或管道分化。 结论： Figure 5描述了一种有效的流程来对成人肝细胞类器官进行基因敲除，从而提供一种稳定的模型来研究肝脏代谢疾病。这一进展为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探索肝脏功能、发现疾病机理和开发治疗策略提供了可能性。06主要结论这项研究展示了一种新的培养系统，该系统能够在体外长期扩增人类成体肝细胞类器官（HHOs），并保持其代谢功能。通过激活Wnt和STAT3信号通路，研究人员成功实现了HHOs的自我更新，并避免了导管化生的发生。HHOs能够重新构建受体小鼠肝脏的代谢分区结构，并在体外展示出与体内肝细胞相当的主要肝脏代谢功能。这种文化系统为肝脏疾病的治疗策略开发提供了新的途径。07讨论总结研究强调了HHOs技术在解决人类成体肝细胞体外扩增与功能性之间权衡的潜力。通过基因组学分析，关键的培养因子如EHF、Wnt/R-spondin、Noggin、TGFβ抑制剂、OSM和福司可林被确定为促进肝细胞扩增的必要因素。特别地，OSM-STAT3激活不仅促进了肝细胞的增殖，还保留了肝脏谱系的完整性，防止了导管化生和上皮-间质转化。  研究指出，HHOs技术代表了一种新的类器官培养系统，兼具肝细胞的扩增性和功能性。其优点包括提供了一个稳定、可重复且成本效益高的平台，用于探索人类肝脏代谢，超越了传统的人类肝细胞模型的局限性。此外，HHOs在再生医学中的潜在应用为解决肝衰竭问题打开了新的视野。END免责声明：本文仅作知识交流与分享及科普目的，不涉及商业宣传，不作为相关医疗指导或用药建议。文章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OTC2025论坛深度聚焦类器官与疾病建模、新药发现/研发、3D细胞培养、类器官培养及质控。展位咨询请联系：王晨 180 1628 8769。戳“阅读原文”立即领取OTC2025免费参会名额!

ChenFJMU团队编辑（原创） 思语湖畔Quote Small disciplines repeated with consistency every day lead to great achievements gained slowly over time. — John C. Maxwell FDA新药速递 【24年12月】看点 FDA于2024年12月批准7款新药，分别为治疗患有NRG1基因融合的晚期NSCLC/胰腺癌的Bizengri；治疗不适合治疗性手术或治疗性放疗的mCSCC或laCSCC的Unloxcyt；治疗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的Crenessity；治疗家族性乳糜微粒血症综合征（FCS）的Tryngolza；治疗未接受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抑制剂治疗的ALK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Ensacove；治疗囊性纤维化的Alyftrek以及减少血友病出血率的Alhemo。 01 首个针对NRG1抗癌药物——Bizengri引领双特异性抗体治疗新潮流。 02 创新里程碑！Cosibelimab-ipdl引领晚期cSCC治疗的新纪元。 03 首款！Crenessity上市，专为典型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而生。 04 首款国产ALK抑制剂！Ensartinib强效、高选择性抑制ALK，为ALK阳性疾病患者提供新希望！ 细说FDA新药【24年12月】 （ChenFJMU） Bizengri，01 Bizengri（Zenocutuzumab-zbco，泽诺库珠单抗）是一种靶向HER2和HER3的双特异性抗体，由Merus公司研发，于2024年12月4日FDA加速批准上市。用于治疗患有神经调节蛋白1（NRG1）基因融合的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胰腺癌的成人患者。Bizengri是FDA批准的首个NRG1抗癌药物。 针对NSCLC，治疗方法有：靶向治疗，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免疫治疗，如靶向 CTLA4 或 PD-L1 通路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以及一些新型疗法，如抗体-药物偶联物，双特异性抗体等。 【黑框警告】 在怀孕期间使用Zenocutuzumab-zbco可导致胚胎-胎儿伤害。 【结构与剂型处方】 Zenocutuzumab-zbco是一种低聚焦人源化全长免疫球蛋白G1 （IgG1），靶向HER2和HER3的双特异性抗体。它的分子量约为146 kDa，是利用重组DNA技术在哺乳动物细胞系（中国仓鼠卵巢CHO）中产生的。Zenocutuzumab-zbco是一种无菌、透明至微乳白色、无色至微黄色、不含防腐剂的单剂量小瓶静脉输注注射剂。pH值为6.0。每瓶含有375 mg/18.75 mL Zenocutuzumab-zbco，浓度为20 mg/mL。每瓶还含有以下非活性成分：组氨酸（34.9 mg），l -组氨酸盐酸盐一水合物（51.1 mg），聚山梨酸酯20（3.7 mg），海藻糖（1412 mg）和注射用水。 【作用机制】 PI3K/AKT/mTOR信号通路是细胞中高度保守的信号转导网络，可促进细胞存活、细胞生长和细胞周期进程，同时参与血管形成，在肿瘤的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参与肿瘤的侵蚀和转移。 神经调节蛋白1（Neuregulin 1，NRG1）是一种由人类NRG1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属于表皮生长因子家族，NGR1基因融合是一种罕见的致癌驱动基因。NRG1融合蛋白作为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3（HER3）的配体，以高亲和力与HER3结合，促进HER2 /HER3二聚化和下游信号传导。Zenocutuzumab-zbco是一种双特异性抗体，采用“DOCK & BLOCK ®”独特的机制，与细胞（包括肿瘤细胞）表面表达的HER2和HER3的胞外结构域结合，抑制HER2：HER3二聚化并阻止NRG1与HER3结合，通过PI3K-AKT-mTOR途径降低细胞增殖和信号传导。此外，Zenocutuzumab-zbco介导抗体依赖性细胞毒性（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ADCC），利用表达IgG Fc受体的效应细胞、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与已结合在肿瘤细胞等靶细胞表面的IgG抗体的Fc段结合，而杀伤这些靶细胞。 【药效学及药代动力学】 药效学：Zenocutuzumab-zbco的暴露-效应关系和药效学反应的时间过程尚未完全表征。 药代动力学： 吸收：Zenocutuzumab-zbco暴露在480 mg至900 mg的剂量范围内按比例增加。在批准的推荐剂量800 mg下，Zenocutuzumab-zbco浓度达到稳定状态的中位时间为8 w，中位积累比为1.6倍。 分布：Zenocutuzumab-zbco分布容积为6 L（CV 18%）。 消除：Zenocutuzumab-zbco的稳态半衰期为8 d（SD±1.3 d），清除率为22 mL/h（CV 37%）。 代谢：Zenocutuzumab-zbco有望通过分解代谢途径代谢成小肽。 特殊人群用药：Zenocutuzumab-zbco在中度至重度肝功能损害或重度肾功能损害患者中的药代动力学尚不清楚。 【免疫原性】 以批准的推荐剂量接受Zenocutuzumab-zbco治疗长达30个月的患者中，153名患者中有7名（4.6%）产生了抗Zenocutuzumab抗体。由于抗药抗体的发生率较低，这些抗体对Zenocutuzumab的药代动力学、药效学、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影响尚不清楚。 【非临床毒理学】 目前还未研究评估Zenocutuzumab-zbco的致癌性、致突变潜力、动物生育研究。 【临床研究】 1、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NRG1融合阳性非小细胞肺癌 Zenocutuzumab-zbco的疗效在eNRGy研究（NCT02912949）中进行了评估，该研究是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多队列临床研究。该研究招募晚期或转移性NRG1融合阳性NSCLC成年患者，这些患者在标准护理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患者接受Zenocutuzumab-zbco静脉输注，2 w/750 mg，直到不可接受的毒性或疾病进展。每8 w进行一次肿瘤评估。主要疗效指标为总缓解率（ORR）和缓解持续时间（DOR），由盲法独立中心评价（BICR）根据实体肿瘤反应评价标准（RECIST v1.1）确定。研究人员对64例NRG1融合阳性NSCLC患者进行了疗效评估，这些患者之前接受过全身治疗。试验人群特征为：基线ECOG表现状态（0表示活动能力完全正常，与起病前活动能力无任何差异，5为死亡）为0或1（97%）或2（3%），98%的患者有转移性疾病。患者既往接受过2次全身性治疗（范围1- 6）；95%既往有铂类化疗，64%既往有抗PD-1/PD-L1治疗。共有54例（84%）患者通过RNA-based NGS（可能包括DNA测序）检测到NRG1基因融合，9例（14%）患者通过DNA-based NGS检测到NRG1基因融合。 疗效结果见表7、表8，总缓解率ORR占比为33%，缓解持续时间DOR大于等于6个月的占比为43%，中位 DOR 为 7.4 个月。NRG1基因主要与CD74、SCLC3A2和SDC4融合，对应的总缓解率ORR值分为32%（12/37），36%（5/14），29%（2/7）；对应的缓解持续时间DOR分别为1.8个月（正在响应），3.6个月，7.4个月。 2、晚期不可切除或转移性NRG1融合阳性胰腺腺癌 Zenocutuzumab-zbco的疗效在eNRGy中进行了评估，该研究是一项多中心、开放标签、多队列临床研究。该研究招募了30名成年晚期或转移性NRG1融合阳性胰腺腺癌患者，这些患者在标准护理治疗后病情进展。在当地实验室使用下一代测序（NGS）前瞻性地鉴定了NRG1基因融合。患者接受Zenocutuzumab-zbco静脉输注，2 w/750 mg，直到不可接受的毒性或疾病进展。每8 w进行一次肿瘤评估。主要疗效指标为根据实体肿瘤反应评价标准（RECIST） v1.1进行的盲法独立中心评价（BICR）确定的总缓解率（ORR）和反应持续时间（DOR）。 试验人群特征为：基线ECOG表现状态为0（53%）或1(47%)，所有患者均有转移性疾病。患者既往接受过2次全身性治疗（范围0 - 5）；97%的患者曾接受过FOLFIRINOX、吉西他滨/紫杉烷为主的全身治疗，或两者兼有。共有27例（90%）患者通过RNA-based NGS（可能包括DNA测序）检测到NRG1基因融合，3例（10%）患者通过DNA-based NGS检测到NRG1基因融合。 疗效结果见表9、表10，总缓解率ORR占比为40%，缓解持续时间DOR大于等于6个月的占比为67%，中位 DOR 为3.7个月。NRG1基因主要与ATP1B1、CD44和NOTCH2融合，对应的总缓解率ORR值分为50%（7/14），0，33%（1/3）；对应的缓解持续时间DOR分别为3.7个月，不适用和7.4个月（正在响应）。 【用药指南】 Unloxcyt，02 Unloxcyt（Cosibelimab-ipdl，柯希利单抗）是由Checkpoint公司研发的一种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阻断抗体，FDA于2024年12月13日批准上市。适用于治疗不适合治疗性手术或治疗性放疗的转移性皮肤鳞状细胞癌（mCSCC）或局部晚期CSCC（laCSCC）的成年人，Cosibelimab-ipdl是首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得FDA批准用于此适应症的PD-L1阻断抗体。 【结构与剂型处方】 Cosibelimab-ipdl是一种人类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阻断抗体。Cosibelimab-ipdl是一种人IgG1单克隆抗体。Cosibelimab-ipdl在中国仓鼠卵巢（CHO）细胞中产生，计算分子量约为147 kDa。静脉注射用Cosibelimab-ipdl注射液是一种无菌、无防腐剂、透明至乳白色、无色至黄色或微棕色的溶液。它以单剂量小瓶供应。每瓶含有300 mg Cosibelimab-ipdl，溶于5 mL pH值为5.3的溶液中。每毫升溶液含有60 mg Cosibelimab-ipdl、乙酸（0.24 mg）、甘露醇（37.35 mg）、聚山梨酯80（1.1 mg）、乙酸钠（1.31 mg）、氯化钠（4.09 mg）和注射用水。 【作用机制】 PD-L1可在肿瘤细胞和肿瘤浸润性免疫细胞上表达，参与抑制肿瘤微环境中的抗肿瘤免疫反应。PD-L1与T细胞和抗原提呈细胞上发现的PD-1和B7.1受体结合可抑制细胞毒性T细胞活性、T细胞增殖和细胞因子的产生。Cosibelimab-ipdl结合PD-L1，阻断PD-L1与其受体PD-1和B7.1之间的相互作用，减轻PD-L1对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抑制作用，重新激活T细胞。Cosibelimab-ipdl也被证明在体外诱导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即具有Fc受体的NK细胞、巨噬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等，通过与已结合在病毒感染细胞和肿瘤细胞等靶细胞表面的Fc段结合，而杀伤这些靶细胞的作用。 【药效学及药代动力学】 药效学：Cosibelimab-ipdl的暴露-效应关系和药效学反应的时间过程尚未完全表征。 药代动力学： 吸收：在推荐剂量下Cosibelimab-ipdl稳态最大血药浓度（Cmax）为492 µg/mL（24.3%），曲线下面积（AUC）为112000 µg*h/mL（39.6%）。单次给药后，Cosibelimab-ipdl的Cmax和AUC在800 mg至1200 mg剂量范围内成比例增加。12 w后可达到Cosibelimab-ipdl的稳态浓度。在每3 w 1200 mg的剂量下，Cosibelimab-ipdl的稳态平均浓度（CV%）介于最小浓度120 µg/L（46.3%）和最大浓度453 µg/L（22.2%）之间。治疗84 d后达到稳态暴露。在CSCC患者中，每3 w 1200 mg（推荐剂量）的Cosibelimab-ipdl稳态暴露与每2 w 800 mg的暴露相当。 分布：Cosibelimab-ipdl稳态分布体积约为5.67 L（19.7%）。 消除：Cosibelimab-ipdl的稳态消除半衰期为17.8 d（43.8%），清除率为0.256 L/d（41%）。 特殊人群用药：严重肝功能损害对Cosibelimab-ipdl药代动力学的影响尚不清楚。 【免疫原性】 在整个治疗期间监测抗药物抗体（ADA）和中和抗体（nAb）反应，并评估获益与风险比。在接受Cosibelimab-ipdl治疗的患者中，65/133（49%）检测到抗药物抗体（ADAs），2/65（3.0%）检测到中和抗体（nAb）。产生抗Cosibelimab-ipdl抗体的治疗患者的Cosibelimab-ipdl浓度降低（与未产生抗Cosibelimab-ipdl抗体的治疗患者相比降低20%）。抗Cosibelimab-ipdl抗体对Cosibelimab-ipdl的疗效和安全性无显著影响。 【非临床毒理学】 目前还没有研究对Cosibelimab-ipdl的致癌性或遗传毒性进行评估。尚未在动物中使用Cosibelimab-ipdl进行生育研究。在1个月和3个月的猴子重复给药毒理学研究中，在最高剂量100 mg/kg/剂之前，对雄性和雌性生殖器官没有显著影响。 【临床研究】 Cosibelimab-ipdl的疗效在CK-301-101研究（NCT03212404）中进行了评估，这是一项多中心、多队列、开放标签的研究，研究对象是转移性皮肤鳞状细胞癌（mCSCC）或局部晚期皮肤鳞状细胞癌（laCSCC）患者，这些患者不适合进行根治性手术或根治性放疗。排除以下患者：活动性或疑似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前6个月内进行同种异体移植，之前接受过抗PD-1/PD-L1阻断抗体或其他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未控制或明显的心血管疾病，ECOG PS体力状态评分≥2，或感染HIV，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 患者每2 w服用Cosibelimab-ipdl 800 mg，直到疾病进展或不可接受的毒性。肿瘤反应评估在前8个月每8 w进行一次，之后每12 w进行一次。 主要疗效指标是总缓解率（ORR）和缓解持续时间（DOR），疗效结果总结见表4，mCSCC总缓解率ORR为47%，DOR应答患者中达到大于等于6个月的占比为84%，大于等于12个月的比例为54%。laCSCC总缓解率ORR为48%，DOR应答患者中达到大于等于6个月的占比为87%，大于等于12个月的比例为20%。 【用药指南】 Crenessity，03 Crenessity（Crinecerfont，克瑞司氟特）是由Neurocrine Biosciences公司研发的一种口服、选择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1型受体（CRF1）拮抗剂，可作为糖皮质激素替代的辅助治疗，用于控制4岁及以上典型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CAH）的成人和儿童患者的雄激素。FDA于2024年12月13日批准上市，是首个批准的专门针对典型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的药物。 目前常见治疗方法是激素替代疗法，许多糖皮质激素可用于治疗，如地塞米松、氢化可的松、泼尼松龙、泼尼松、氟氢可的松。 【结构与剂型处方】 Crenessity含有Crinecerfont，一种选择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1型受体拮抗剂，以游离碱形式存在，化学名称为2-噻唑胺，4-（2-氯-4-甲氧基-5-甲基苯基）- n- [(1S)-2-环丙基-1-（3-氟-4-甲基苯基）乙基]-5-甲基- n- 2-丙基-1-基。游离碱为s对映体，对映体含量至少超过99.7%。分子式为C27H28ClFN2OS，分子量为483.04 g/mol，结构如下图所示。 Crenessity胶囊仅用于口服。每个胶囊含有25 mg，50 mg，或100 mg的游离碱。非活性成分包括月桂醇聚氧-32甘油三酯、中链甘油三酯、二癸酸丙二醇/二癸酸丙二醇和维生素E聚乙二醇琥珀酸酯。胶囊外壳含有明胶、甘油、红色氧化铁、山梨醇甘油混合物、二氧化钛和黄色氧化铁。 口服溶液配方中含有50 mg /mL游离碱。非活性成分包括丁基羟基甲苯、中链甘油三酯、油基聚氧甘油三酯、橘子香精和糖精。 【作用机制】 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CAH）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由于肾上腺皮质激素合成过程中基因突变使得必需酶缺陷（最常见的CAH是21-羟化酶缺乏症，占95％以上），导致患者无法正常合成足够的皮质醇，从而刺激垂体分泌过多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使肾上腺皮质增生并过量产生皮质醇前体物质。某些前体物质可转化为雄激素，使其分泌过多，从而导致激素失衡，这会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如多毛症、男性化特征的加重等。因此，目前的治疗方法是使用高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来补充不足的皮质醇并抑制过量的雄激素。然而，长期高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治疗可能导致一系列副作用，如体重增加、骨质疏松、免疫功能抑制等。因此，寻找一种能够减少雄激素分泌、并减少糖皮质激素使用的药物，对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Crinecerfont是一种强效选择性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 1型受体拮抗剂。Crinecerfont阻断垂体中CRF与CRF 1型受体的结合，但不阻断CRF 2型受体的结合。Crinecerfont结合CRF 1型受体抑制垂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的分泌，从而减少ACTH介导的肾上腺雄激素的产生。 【药效学及药代动力学】 药效学： 暴露-效应关系：基于模型的暴露-效应分析表明，在Crinecerfont的 3 期试验中所研究的暴露范围内，对于成人和儿童的CAH患者，从基线到第 4 w雄烯二酮的降低以及成人从基线到第 24 w和儿童从基线到第 28 w糖皮质激素日剂量的降低百分比，均呈现出相对平坦的暴露-效应关系。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减少：8例典型CAH患者接受推荐剂量Crinecerfont治疗2 w后，ACTH较基线降低的中位数百分比为62%。在典型CAH的成人和儿童患者的3期临床试验中，在初始糖皮质激素稳定期给予推荐的Crinecerfont剂量4 w，导致ACTH水平降低。在研究1中（成人），ACTH从基线到第4 w的中位数下降百分比为65%。在研究2中（儿童），ACTH从基线到第4 w的中位数下降百分比为72%。 心脏电生理学：在大于最大批准推荐剂量的4倍剂量下，Crinecerfont不会延长QT间期到任何临床相关的程度。 药代动力学：Crinecerfont最大血浆浓度（Cmax）和时间浓度曲线下面积（AUC0-24 h）在批准的推荐剂量范围内呈剂量比例增加。每日两次给药后，在大约7 d内达到稳态条件，积累比为1.4。 吸收：口服Crinecerfont后达到Cmax （Tmax）的中位时间为4 h。服用Crinecerfont口服胶囊和口服液后，两组患者的Cmax和AUC均无显著差异。口服Crinecerfont后，成人和儿科患者的稳态暴露如下表6所示，成人按照100 mg 1 d两次的给药频率时，AUC24 h，ss的CV%值为51%，Cmax的CV%值为46%。儿童按照100 mg 1 d两次的给药频率时，AUC24 h，ss的CV%值为48%，Cmax的CV%值为43%；儿童按照50 mg 1 d两次的给药频率时，AUC24 h，ss的CV%值为51%，Cmax的CV%值为48%。在服用Crinecerfont胶囊后，与禁食相比，高脂肪餐（800至1000卡路里，50%脂肪）的Crinecerfont Cmax增加了4.9倍，AUC增加了3.3倍。服用Crinecerfont口服液后，与禁食相比，高脂肪餐（800至1000卡路里，50%脂肪）的Crinecerfont Cmax增加了8.6倍，AUC增加了8.3倍。 分布：成年CAH患者的平均表观分布体积（CV%）为852 L（31%）。血浆蛋白结合率大于或等于99.9%。 代谢：在体外，Crinecerfont主要由CYP3A4代谢，少量由CYP2B6代谢。此外，CYP2C8和CYP2C19也可能对Crinecerfont代谢有轻微的贡献。 消除：Crinecerfont的有效半衰期约为14 h，平均表观清除率（CV%）为3.5 L/h（37%）。 特殊人群用药：Crinecerfont尚未在严重肾脏损害或终末期肾脏疾病患者中进行研究。 药物相互作用： 临床研究：与利福平（强CYP3A4诱导剂）合用后，Crinecerfont的Cmax降低23%，AUC降低62%。与酮康唑（强CYP3A4抑制剂）合用时，Crinecerfont的Cmax和AUC分别增加25%和45%。与Crinecerfont用时，咪达唑仑（CYP3A4底物）的药代动力学无临床显著差异。同时使用Crinecerfont不影响含有乙炔雌二醇和左炔诺孕酮的口服避孕药的药代动力学。 体外研究：Crinecerfont不抑制CYP1A2、CYP2B6、CYP2C8、CYP2C9、CYP2C19、CYP2D6和CYP2E1。criinecerfont不诱导CYP2C8、CYP3A4、CYP1A2和CYP2B6。 运输系统：Crinecerfont不抑制p糖蛋白（P-gp）、乳腺癌耐药蛋白（BCRP）、胆汁盐输出泵（BSEP）、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OATP） 1B1、OATP1B3、有机阴离子转运蛋白（OAT）1、OAT3、有机阳离子转运蛋白（OCT）2、多药和毒素挤出蛋白（MATE）1、MATE2-K。 【非临床毒理学】 Crinecerfont无致癌，致突变能力，且对生育能力无影响。 【临床研究】 成人典型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 Crinecerfont在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中评估了典型CAH成人患者降低雄激素水平和减少糖皮质激素剂量同时维持雄激素控制的功效(研究1；NCT # 04490915)。本研究招募了182名成年人，他们患有典型的CAH，这是由于在生理上的糖皮质激素剂量下21-羟化酶缺乏，雄激素浓度在正常范围内或雄激素控制不足。 受试者随机接受Crinecerfont 100 mg，每日两次（N=122）或安慰剂（N=60），持续24 w。在Crinecerfont治疗的前4 w，除了必要的应激剂量，受试者保持稳定的糖皮质激素方案。在第4至12 w期间，糖皮质激素剂量每2 w减少一次，不考虑雄烯二酮水平，目标是在第12 w达到8至10 mg/m2/d的糖皮质激素剂量，按体表面积调整氢化可的松剂量当量。从第12 w到第20 w，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整糖皮质激素的剂量，到第24 w达到雄烯二酮的控制。 基线时，氢化可的松当量中糖皮质激素的平均总日剂量为32 （9） mg/d（18 [5] mg/m2/d），早晨糖皮质激素剂量前雄烯二酮的平均水平为620 （729） ng/dL。 24 w后，在雄烯二酮被控制（≤基线的120%或≤正常上限）的情况下，通过最小二乘平均值与基线相比的糖皮质激素总日剂量变化百分比评估Crinecerfont的疗效。如表7所示，Crinecerfont组每日糖皮质激素剂量与基线相比的LS平均百分比变化有统计学意义，为-27%，而安慰剂组为-10%。 在第24 w，与安慰剂相比，Crinecerfont控制雄烯二酮（≤基线的120%或≤正常上限）的同时，达到生理性糖皮质激素日剂量（≤11 mg/m2/d氢化可的松当量）降低的受试者百分比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63% vs 18%, p<0.0001）。 如表8所示，在第4 w，在稳定糖皮质激素剂量方案的治疗期后，Crinecerfont组血清雄烯二酮的LS平均较基线变化为-299 ng/dL，与安慰剂组较基线的LS平均增加46 ng/dL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典型先天性肾上腺增生症的儿童患者： Crinecerfont在一项3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中评估了Crinecerfont改善典型CAH儿科患者雄激素控制和减少糖皮质激素剂量同时维持雄激素控制的疗效(研究2；NCT # 04806451)。本研究招募了103名4至17岁的儿童受试者，他们患有典型的CAH，是21-羟化酶缺乏和对生理上糖皮质激素剂量的雄激素控制不足导致的。 受试者随机接受Crinecerfont每日两次（N=69）或安慰剂（N=34），持续28 w，使用基于体重的剂量（50 mg口服溶液，每日两次，受试者20至<55 kg [Crinecerfont N=37；安慰剂N=14]，或≥55 kg受试者口服胶囊100 mg，每日2次[Crinecerfont N=32；安慰剂N = 20]）。 在Crinecerfont治疗的前4 w，受试者维持稳定的糖皮质激素方案，根据需要进行应激剂量。主要疗效终点是第4 w时血清雄烯二酮较基线的变化。从第4 w到第20 w，只要雄烯二酮水平得到控制，糖皮质激素的剂量可以每4 w减少一次。目标是在第28 w达到8至10 mg /m2/d的糖皮质激素剂量（根据体表面积调整的氢化可的松剂量当量），同时保持雄烯二酮对照。 在基线同时使用糖皮质激素时，92%的患者单独接受氢化可的松治疗，8%的患者接受强的松（或同等药物）（有或没有氢化可的松）。在基线时，受试者接受氢化可的松平均糖皮质激素总日剂量为16 （4）mg/m2/d，并且在早晨给药糖皮质激素之前，平均雄烯二酮水平为431 （461） ng/dL，平均血清17-羟孕酮水平为8682 （6847） ng/dL。 如表9所示，在第4 w，在稳定糖皮质激素剂量方案的治疗期后，Crinecerfont组血清雄烯二酮的LS平均值从基线下降到-197 ng/dL，与安慰剂组增加71 ng/dL相比，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第4周，在稳定的糖皮质激素方案治疗期后，Crinecerfont组血清17-羟孕酮的LS平均较基线降低具有统计学意义，为-5865 （572）ng/dL，而安慰剂组则增加了556 （818） ng/dL（LS平均治疗差为-6421，95% Cl为-8387，-4454，p<0.0001）。 如表10所示，Crinecerfont组第28 w雄烯二酮控制（≤120%基线或≤正常上限）时糖皮质激素总日剂量的LS平均百分比较基线变化有统计学意义，为-18%，而安慰剂组增加6%。 【用药指南】 Ensacove，04 Ensacove（Ensartinib，恩沙替尼）是一种激酶抑制剂，由贝达药业控股子公司Xcovery研发，于2024年12月18日FDA批准上市。适用于未接受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抑制剂治疗的ALK阳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成人患者，是首款国产ALK抑制剂。 在NSCLC众多的致癌驱动基因突变（如 EGFR、ALK、ROS1、BRAF、KRAS、NTRK 等）中，ALK融合/重排是仅次于 EGFR 的第二大常见的驱动基因突变，发生率约 3%-7%。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12款 ALK 抑制剂获批用于 ALK 突变 NSCLC 患者，分别为第一代的Crizotinib，第二代的Ceritinib、Alectinib、Brigatinib、Ensartinib、SAF-189s、CT-707、PLB1003，第三代Lorlatinib、Iruplinalkib，第四代NUV-655、TPX-0131。 【结构与剂型处方】 Ensacove胶囊含有Ensartinib，是一种激酶抑制剂，以盐酸恩沙替尼的形式存在，化学名称为6-氨基-5-[(1R)-1-（2,6-二氯-3-氟苯基）乙氧基]- n -{4-[(3R,5S)- 3,5-二甲基哌嗪-1-羰基]苯基}吡嗪-3-羧酰胺二盐酸。分子式为C26H27Cl2FN6O3·2HCl，分子量为634.4 g/mol，结构如下图所示。 Ensacove胶囊用于口服，有两种剂量强度：25 mg Ensartinib（相当于28.25 mg盐酸Ensartinib）和100 mg Ensartinib（相当于113.02 mg盐酸Ensartinib）。Ensacove胶囊的非活性成分是微晶纤维素和硬脂酸。25 mg空胶囊壳的非活性成分是羟丙纤维素和二氧化钛。100 mg空胶囊壳的无活性成分为黑色氧化铁、FD&C蓝1号、FD&C黄5号、羟丙纤维素、红色氧化铁、二氧化钛。25 mg胶囊的印迹油墨含有丁醇、脱水醇、FD&C蓝2号、异丙醇、丙二醇、紫胶和浓氨溶液。100 mg胶囊的压印油墨含有丁醇、脱水醇、异丙醇、聚维酮、丙二醇、虫胶、氢氧化钠和二氧化钛。 【作用机制】 Ensartinib是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的抑制剂，可抑制其他激酶，包括MET和ROS1。Ensartinib抑制ALK及其下游信号蛋白AKT、ERK和S6的磷酸化，阻断下游信号通路的激活和传递，从而抑制存在这些突变的癌细胞生长和增殖，发挥抗癌作用。 【药效学及药代动力学】 药效学： 暴露-效应关系：Ensartinib的暴露-反应关系和药效学反应的时间过程尚未完全表征。 心脏电生理学：在批准的推荐剂量下，未观察到QTc间隔＞20 ms的平均增加。 药代动力学：在批准的推荐剂量下，Ensartinib平均（变异系数[CV%]）最大浓度（Cmax）为292 ng/mL（60%），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0-24 h）为4920 ng·h /mL（62%）。Ensartinib在15 d内达到稳态，平均积累比为2.7。 吸收：Ensartinib在稳态下达到Cmax（Tmax）的中位（最小、最大）时间为3 h（2,8 h）。与禁食相比，高脂肪膳食（总热量800-1000卡路里，脂肪含量50%）给予Ensartinib后，Ensartinib的药代动力学未观察到临床显著差异。 分布：Ensartinib平均表观分布体积（CV%）为1720 L（42%）。Ensartinib与人血浆蛋白的结合率为91.6%。 代谢：Ensartinib主要由CYP3A代谢。 消除：Ensartinib平均（标准差[SD]）稳态半衰期（t1/2）为30（20） h。 特殊人群用药： 轻度至中度肾功能损害（eGFR 30 ~ 89 mL/min）和轻度肝功能损害（总胆红素≤正常值（ULN）和AST上限）或总胆红素1 ~ 1.5 × ULN和任何AST)，Ensartinib的药代动力学无临床显著差异。 重度肾损害（eGFR 15 ~ 29ml /min）、终末期肾病（eGFR < 15ml /min）伴或不伴血液透析、中度（总胆红素>1.5 ~≤3uln和任何AST）或重度（总胆红素>3倍ULN和任何AST）肝损害对Ensartinib药代动力学的影响尚不清楚。 药物相互作用： 体外研究：Ensartinib不抑制CYP1A2、CYP2B6、CYP2C8、CYP2C9、CYP2C19、CYP2D6，不诱导CYP1A2、CYP2B6或CYP3A。 运输系统：Ensartinib是P-gp底物，但不是BCRP、OATP1B1、OATP1B3、OAT1、OAT3、OCT1或OCT2的底物。Ensartinib不抑制BCRP、P-gp、OATP1B1、OATP1B3、OAT1、OAT3、OCT1、OCT2或OCT3。 【非临床毒理学】 Ensartinib尚未进行致癌性研究，Ensartinib不具有致突变性，没有使用Ensartinib进行生育研究。 【临床研究】 Ensartinib的疗效在eXALT3研究（NCT02767804）中进行了评估，eXALT3研究是一项开放标签、随机、主动对照、多中心的研究，研究对象是局部晚期（IIIB期，既往化疗或放化疗后或不适合治疗意向治疗）或转移性ALK阳性NSCLC的成年患者。患者必须为ALK阳性NSCLC，ECOG表现状态为0、1或2。患者可能之前接受过一种化疗方案，但之前不可能接受过ALK靶向治疗。无症状、未治疗的脑转移患者不使用皮质类固醇，无症状、已治疗的脑转移患者使用稳定或减少剂量的皮质类固醇是符合条件的。患者被要求在入组前完成至少2 w的放射治疗，或至少4 w的化疗。患有轻脑膜疾病的患者不合格。患者以1:1的比例随机接受Ensartinib 225 mg每日口服一次或Crizotinib 250 mg每日口服两次，疗程为28 d，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不可接受的毒性。每8 w进行一次肿瘤评估。 主要疗效指标是无进展生存期（PFS）；关键的次要疗效指标是总生存期（OS）、中枢神经系统缓解率、中枢神经系统进展时间和总缓解率（ORR）。在该试验中，主要终点是 BICR 根据 RECIST v1.1 标准评估的 ITT 人群中的 PFS。关键的次要终点包括 OS 、中枢神经系统 （CNS） 反应率和 BICR 评估的 CNS 进展时间。 共有290名患者被随机分配到Ensartinib （n=143）或Crizotinib（n=147） 组。eXALT3研究表明，与随机分配给Crizotinib的患者相比，随机分配给Ensartinib的患者的PFS有统计学显著改善。BICR评估的疗效结果总结于表6和图1。Ensartinib组的中位PFS为 25.8 个月，总缓解率ORR为74%，此外Ensartinib的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未达到。Crizotinib的中位PFS为 12.7 个月，总缓解率ORR为67%，Crizotinib的中位缓解持续时间DOR为27.3个月。 在初步PFS分析时，总生存期OS结果尚不成熟。最终OS分析时，Ensartinib与Crizotinib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 0.4570）。Ensartinib组的中位生存期为63.2个月，Crizotinib组的中位生存期为55.7个月，风险比为0.88。 在基线可测量的CNS疾病患者中，BICR对CNS缓解率的预先指定分析结果总结于表7。Ensartinib次要疗效指标CNS总缓解率为59%、缓解持续时间大于等于12个月的比例为30%；Crizotinib次要疗效指标CNS总缓解率为21%、缓解持续时间大于等于12个月的比例为40%。 【用药指南】 编辑：虞娇娇 排版：周纯情 补充和审核：陈昌买 推送：ChenFJMU （欢迎个人转发分享，企业及其他公众号需授权后转载，并注明出处！）

“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王多伟 中国药科大学特聘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药理学博士，曾于 2018 年赴美国医学院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al 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目前已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 PNAS、Gut、Cell Rep、Hepatology、Cancer Lett 等发表 SCI 论文 10 余篇。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青年项目各 1 项。主要研究方向为肝癌治疗靶标的发现和确证，抗体及新抗原疫苗等肝癌治疗产品的研发。 肝纤维化发生机制及相关治疗药物研究进展PPS  郭飞宇，王多伟 * （中国药科大学多靶标天然药物全国重点实验室，江苏 南京 211198） [摘要] 肝损伤引起的肝细胞死亡会导致肌成纤维细胞激活，进而分泌大量细胞外基质，造成肝纤维化。肝纤维化是慢性肝病向肝硬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步骤，但目前临床上公认有效的肝纤维化治疗药物较少。因此，深入了解肝纤维化的发生机制并寻找其新的治疗靶点十分重要。对肝纤维化发生机制以及临床治疗药物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肝纤维化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 1 引言 肝脏疾病每年导致全球近 200 万人死亡，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1]。肝纤维化是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脂肪性肝炎（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hepatitis，MASH）、胆汁淤积性肝病等晚期慢性肝病的共同病理特征 [2]。肝损伤引起肝细胞大量死亡后，细胞外基质蛋白和纤维结缔组织会在肝脏中过度沉积，造成纤维化 [3-4]。随后，肝纤维化产生的过量纤维进一步改变肝脏结构，形成瘢痕和再生结节，从而导致肝功能异常和肝脏血流阻力增加 [5]。目前，临床有效的肝纤维化治疗药物较少，且局限于控制病因的药物和中药。因此，深入了解肝纤维化发生发展机制，寻找新的肝纤维化治疗靶点，对于解决肝纤维化治疗难题至关重要。本文对肝纤维化发生机制及临床治疗药物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肝纤维化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 2 肝纤维化的发生机制 肝纤维化发生机制涉及多种复杂因素，主要包括肝细胞损伤、炎症反应、肝星状细胞（hepatic stellate cell，HSC）激活和细胞外基质沉积。其中肝损伤是肝纤维化发生的基础，当肝脏受到酒精、药物、病毒或代谢异常等刺激时，肝细胞遭受损伤，主要表现为细胞膜流动性降低和通透性增加以及线粒体受损。随后肝损伤引起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 等炎症因子释放，诱导 HSC 活化。激活的HSC 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迁移至损伤部位，加速增殖并分泌细胞外基质，导致纤维化的形成 [5]。以下将从慢性肝炎病毒感染、酒精性肝损伤、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肝损伤和胆汁淤积性肝损伤 4 个方面介绍肝纤维化的发生机制。 2.1 慢性肝炎病毒感染 慢性肝炎病毒感染是影响全球数亿人的重要健康问题，其中慢性乙型肝炎患者数量超过 2.57 亿，慢性丙型肝炎患者数量超过 1.5 亿 [6]。慢性肝炎病毒感染可以进一步发展为肝纤维化，其机制主要涉及炎症反应和 HSC 的激活。  肝炎病毒感染可损伤肝细胞并直接引起炎症反应。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肝细胞后，病毒的 X 蛋白通过髓样分化初级应答蛋白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primary response protein 88，MyD88）途径促进 IL-6 的分泌，加剧肝脏炎症 [7]。而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的核心蛋白和 NS3 蛋白通过 Toll 样受体 2（Toll like receptor 2，TLR2），激活 IL-1 受体相关激酶（IL-1 receptor-associated kinase，IRAK）和激活蛋白-1（activator protein-1，AP-1），引起炎症反应 [8]。同时，肝细胞被 HCV 感染后还可以分泌 C-C 基序趋化因子配体（C-C motif chemokine ligand，CCL）2 和 CCL21 等趋化因子，招募淋巴细胞，加剧肝脏炎症 [9]。慢性肝炎病毒除了通过感染并损伤肝细胞来引起炎症反应，还可以通过 HSC 加剧肝脏炎症，研究表明，在乙型肝炎肝纤维化晚期患者中，HSC通过前列腺素 E2（prostaglandin E2，PGE2）/前列腺素 E 受体 2（prostaglandin E receptor 2，EP2）途径以及 PEG2/EP4 途径增加肝组织中辅助性 T 细胞17（T helper cell 17，Th17）的数量 [10]，而 Th17 通过分泌IL-6、IL-17和IL-23等炎症因子，引发炎症[11]。此外，HSC 与 HCV 感染的肝细胞共培养时，HSC可通过分泌 IL-1α 上调肝细胞中 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 β（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β，C/EBP β）的表达，促进肝细胞分泌 IL-6 等炎症因子，加剧肝脏炎症 [12]。以上研究表明，HBV 和 HCV 不仅可以直接损伤肝细胞、造成炎症，还可以通过HSC 间接作用于肝细胞，进而加剧肝脏炎症，最终促进肝纤维化进程 [13-15]。 HSC 的活化是肝纤维化形成的关键因素，激活的 HSC 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 [16]，分泌细胞外基质，导致肝纤维化的形成。HBV 和 HCV 感染通过激活HSC 促进肝纤维化进程。HBV 的 X 蛋白通过 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和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信号通路，促进肝细胞分泌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onnective tissue growth factor，CTGF）等促纤维化因子，激活 HSC[17]，同时 HBV 感染的肝细胞还会通过分泌含有 miRNA-222 的外泌体激活 HSC[18]。感染 HCV 的肝细胞通过分泌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和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PDGF），诱导 HSC 活化，同时通过抑制自然杀伤细胞分泌 γ 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 抑制HSC 的凋亡 [19]，从而促进肝纤维化进程。慢性肝炎病毒感染引起肝纤维化的过程复杂，其机制涉及多条信号通路的激活，相关信号通路及其激活机制与作用如表 1 所示。 2.2 酒精性肝损伤   全球每年约有 300 万人因有害使用酒精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 5.3%。酒精可通过其代谢物乙醛、氧化应激反应、线粒体功能障碍、脂肪积聚和肠道微生物紊乱造成肝损伤，导致肝脏炎症并进一步发展为肝纤维化 [25]。  乙醇在肝脏中代谢产生乙醛，乙醛与肝细胞的蛋白质、核酸和脂质形成加合物，进而引起内质网应激反应与未折叠蛋白反应（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UPR），造成肝细胞损伤 [26]。此外，长期饮酒会诱导细胞色素 P450 2E1（cytochrome P450 2E1，CYP2E1）表达增加，其产生 ROS，从而引起氧化应激反应，造成肝细胞损伤 [9]。乙醇摄入还会导致线粒体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线粒体去极化和线粒体自噬 [27]，线粒体功能障碍造成的能量代谢异常可促进 ROS 产生，引起氧化应激并损伤肝细胞。乙醇还可以通过激活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protein，SREBP）1 或SREBP2，促进脂肪酸和胆固醇的合成，导致肝细胞积聚脂滴、小叶中心气球样病变和Mallory小体形成，引起肝损伤 [9]。有研究表明，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会导致微生物合成饱和长链脂肪酸减少，介导肠道微生物群紊乱，造成肝损伤 [28]。研究发现，粪肠球菌在酒精性肝炎患者粪便中显著增加，其分泌的溶细胞素会造成肝细胞损伤，且溶细胞素阳性的粪肠球菌数量与肝病的严重程度及患者死亡率呈显著正相关 [29]，以上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失调在酒精性肝损伤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肝细胞损伤后会释放损伤相关的分子模式（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DAMP），并通过 TLR4 造成肝脏炎症 [30]。另外，长期饮酒会引起肠道通透性增加和细菌过度繁殖，促进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从肠道入血 [31]。LPS 作为一种内毒素，在肝脏中激活巨噬细胞的 TLR4，并通过 MyD88 依赖途径和 MyD88 非依赖途径，引起炎症反应 [32]。其中 MyD88 依赖途径通过激活巨噬细胞的 NF-κB 信号通路，诱导巨噬细胞分泌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等炎症因子，导致炎症反应 [33]。在 MyD88 非依赖途径中，能诱导产生 β 干扰素的含 TIR 结构域的衔 接 蛋 白（TIR domain-containing adaptor inducing interferon-β，TRIF）和 TRIF 相关接头分子（TRIFrelatedadaptor molecule，TRAM） 形成复合物，导致 κB 抑制因子激酶（inhibitor of κB kinase，IKK）的募集，诱导干扰素调节因子 3（interferon regulatory factor 3，IRF3）的磷酸化，从而诱导巨噬细胞分泌 IFN-β 等炎症因子 [34]，导致炎症反应。而 TNF-α 等炎症因子可以招募中性粒细胞和骨髓来源巨噬细胞（bone marrow-derived macrophage，BMDM），并促使其释放 ROS 和炎症因子，进一步加剧肝脏炎症。另外，这些炎症因子还会激活肌成纤维细胞，促进其分泌细胞外基质和 TGF-β 等促纤维化因子，促进肝纤维化进程 [35-36]（见图 1）。 2.3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肝损伤  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MASLD）是常见的慢性肝脏疾病，全球患病率约为25%[37]，其主要病理特征为脂肪积累。肝细胞的脂肪积累可进一步导致肝细胞线粒体功能障碍、内质网应激和氧化应激，引起肝细胞损伤 [38]。MASLD中脂肪积累由脂肪酸转运蛋白（fatty acid transport protein，FATP）表达增加、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 γ，PPARγ）激活和蛋氨酸胆碱缺乏（methioninecholine-deficient，MCD）饮食引起。FATP主要负责促进脂肪酸的吸收，其在 MASLD 发展过程中表达增加。研究发现，敲除 FATP 可显著减轻高脂小鼠肝脏中脂肪积累，提示 FATP 在 MASLD 中发挥重要作用 [39]。PPARγ 是关键的脂肪生成调节因子，在MASLD 中被脂肪酸、二十烷酸和氧化磷脂激活 [40]，促进脂肪生成并导致脂肪积累。蛋氨酸和胆碱对磷脂和极低密度脂蛋白（very low density lipoprotein，VLDL）的合成十分重要，使用 MCD 饲料喂养动物，可以限制动物摄入蛋氨酸和胆碱，导致其肝细胞无法有效合成磷脂和分泌 VLDL，从而引起脂肪积累和肝脏损伤 [41]，表明蛋氨酸和胆碱是维持正常肝脏功能和脂肪代谢的重要营养素，MCD 通过抑制磷脂合成和 VLDL 分泌，引起脂肪积累。 MASH 由 MASLD 进展而来，全球患病率约为 3% ~ 5% [42]。与 MASLD 单纯的脂肪积累不同，MASH 的病理特征还包括炎症和纤维化，这与其过程中的炎症反应和 HSC 激活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MASH 通过内质网应激增加Caspase-2 表达，后者通过激活 SREBP，引起肝细胞中胆固醇与甘油三酯的过量积累，从而增加脂毒性，加剧肝脏炎症 [43]。研究表明，白细胞分化抗原36（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36，CD36） 在 MASH患者肝细胞质膜上表达增加。CD36 是一种脂肪酸转移酶，其棕榈酰化可以调节自身分布与功能，抑制 CD36 棕榈酰化不仅可以改善脂肪酸代谢紊乱，还能减轻炎症反应，为 MASH 提供了新的治疗策略 [44]。临床上，MASH 患者常出现肠道通透性增加，这导致 LPS 可以通过门静脉进入肝脏，LPS 的入侵进一步激活 Kupffer 细胞，促使其产生 IL-1β、TNF-β、IL-6 等促炎因子，并招募单核细胞，最终加剧肝脏炎症 [45]。 MASH 中的炎症状态诱导免疫细胞释放PDGF、TGF-β、TNF-α、IL-1 等细胞因子，并通过诱导 HSC 的活化与增殖促进肝纤维化进程。研究显示，用脂肪酸处理的 HepG2 细胞，在缺氧诱导因子 -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1α，HIF-1α）的稳定剂氯化钴的化学诱导下发生缺氧后，可以分泌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EV），激活 LX-2细胞，这表明 MASH 中局部的缺氧环境可能通过促进肝细胞分泌 EV 激活 HSC，从而促进肝纤维化进程 [46]。同时，研究发现 MASH 患者中骨形态发生蛋白 8B（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8B，BMP8B）表达增 加，BMP8B 属于 TGF-β 超家族，其可通过SMAD2/3 和 SMAD1/5/9 途径激活 HSC，造成肝纤维化。鉴于健康肝脏中 BMP8B 表达较低，抑制 BMP8B 可能成为 MASH 的潜在治疗方法 [47]。此外，高脂高糖饮食引起的肠道菌群失调通过促进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thogen-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释放，激活 TLR 信号通路，诱导HSC 活化，促进肝纤维化进程 [48]。 2.4 胆汁淤积性肝损伤 胆汁淤积性肝病是由胆汁淤积、胆管进行性破坏和持续肝内炎症引起的一类慢性肝病，可进一步发展为肝纤维化和胆汁性肝硬化 [49]。此类疾病包括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PBC）和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primary sclerosing cholangitis，PSC），其主要病理特征为胆汁分泌异常和胆管阻塞 [50]。在不同地区，PBC 的患病率为 1.91/100 000 ~ 40.2/100 000，而 PSC 的患病率为 0 ~ 31.7/100 000[51]。胆汁淤积性肝损伤引起肝纤维化的机制主要涉及胆汁酸淤积和胆管反应。  胆汁酸淤积是肝纤维化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起始因素，由胆管阻塞或胆汁分泌异常引起，可以诱导线粒体产生氧化应激，从而引起线粒体受损和细胞死亡。胆汁酸转运蛋白在维持胆汁酸稳态方面起重要作用，可以避免肝脏中的胆汁酸淤积 [9]，但在胆汁淤积性肝损伤中，维生素 D 受体（vitamin D receptor，VDR）可通过抑制胆盐输出泵（bile salt export pump，BSEP）的表达，引起胆汁酸淤积，加剧肝脏炎症 [52]。  胆汁酸淤积还会引起胆管反应，并促进肌成纤维细胞的活化和增殖 [53]，胆管反应以胆管细胞增殖、基质变化和炎症细胞浸润为主要病理特征。胆汁淤积引起的炎症反应会促进骨髓来源的IBA1+CD16lowCD163low 巨噬细胞浸润至肝脏非实质区，激活胆管反应 [54]。胆管反应可以促进胆管上皮细胞分泌 TGF-β、CTGF、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B 亚基（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BB，PDGFBB）和内皮素-1（endothelin-1，ET-1），形成复杂的细胞因子网络，诱导 HSC 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并促进肌成纤维细胞增殖 [55]。此外，研究表明，胆汁来源的 NF-κB 诱导激酶（NF-κB-inducing kinase，NIK）在胆管反应中起调节作用，通过 IL1β、IL-4、IL-6、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TNF-α、CCL2 和TGF-β 等细胞因子激活巨噬细胞与 HSC，发挥促炎促纤维化作用 [56]。 3 肝纤维化治疗药物相关研究 当前，肝纤维化的治疗药物主要通过对致病因素（如病毒、乙醇、代谢功能障碍）的根除，以及对肝纤维化病灶的治疗和对疾病发展过程的遏制与逆转，保护肝脏结构与功能。以下根据肝纤维化药物的作用靶点，从抗病毒、抗酒精性肝损伤、代谢调节及抗纤维化 4 个方面对已经批准上市和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肝纤维化治疗药物进行总结。肝纤维化因其病因复杂以及治疗难度大，目前临床上有效的治疗药物较少，仅有一种药物 [ 瑞司美替罗（resmetirom）] 上市，而 selonsertib、emricasan、irbesartan、cenicriviroc 等临床候选药物已被陆续宣告其临床研究的失败 [49]，因此，肝纤维化治疗药物的研发仍是重点及难点。 3.1 抗病毒药物 对于由病毒性肝炎引起的肝纤维化，抗病毒治疗是首选方法。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可以减少病毒复制，从而减轻肝脏的炎症和纤维化。目前，抗 HBV药物聚乙二醇干扰素 α-2a[57] 和抗 HCV 药物利巴韦林 [58] 已获批上市。此外，Cai 等 [59] 报道了抗肝纤维化新药羟尼酮（hydronidone）用于治疗乙型肝炎肝纤维化患者的Ⅱ期临床研究结果。该研究采用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方案，将恩替卡韦（entecavir）作为基础治疗药物，3 种不同剂量的羟尼酮作为联合治疗药物。结果显示，使用中剂量（270 mg · d-1）的羟尼酮进行联合治疗取得了 56.1% 的肝纤维化逆转率，因此，羟尼酮针对乙型肝炎纤维化的治疗极具前景。目前该药的临床研究已推进至Ⅲ期。 3.2 抗酒精性肝损伤药物 过量饮酒是肝病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60]，酗酒会导致一系列肝损伤，其被统称为酒精相关肝病。近年来，酒精性肝损伤发展至肝纤维化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目前，已有治疗酒精性肝病的药物上市，包括美他多辛（metadoxine）、还原型谷胱甘肽钠（reduced glutathione sodium）和硫普罗宁（tiopronin）。研究表明，美他多辛可以通过激活乙醛脱氢酶，促进乙醇和乙醛的代谢，从而减少乙醇和乙醛毒性作用时间，治疗酒精性肝损伤 [61]。其也可以发挥抗氧化作用，进而预防由乙醇和乙醛引起的谷胱甘肽耗竭，维持胞内的氧化还原平衡，并降低 TNF-α 水平，从而治疗酒精性肝损伤 [62]。硫普罗宁可通过促进乙醇代谢，抑制甘油三酯在肝脏中的积聚，维持肝细胞谷胱甘肽浓度以及抑制过氧化物的产生，从而治疗酒精性肝损伤 [63]。  坎地沙坦（candesartan）作为一种抗肾素药物，可以阻断血管紧张素Ⅱ 1 型受体（angiotensin II type 1 receptor，AT1-R）。有研究选取了 85 例经肝活检确诊的酒精性肝损伤相关的中度肝纤维化患者并随机分组，进行坎地沙坦和熊去氧胆酸联合治疗或单独给予熊去氧胆酸治疗。采用 Laennec 组织病理学分级系统进行评估，坎地沙坦组在肝纤维化的组织学改善方面显著优于对照组（33.3% vs 11.6%，P = 0.020）；此 外，采 用 NAS 评分系统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坎地沙坦组的纤维化评分从治疗前的（3.4±1.4）降至（3.1±1.5）（P = 0.005），而 对照组无显著变化 [64]。上述结果表明坎地沙坦对酒精性肝纤维化患者具有治疗作用。  瑞沙托维（resatorvid）作为 TLR4 的抑制剂，可以与 TLR4 胞内区域结合，从而抑制 LPS 引起的炎症反应与肝细胞损伤，并减少 TNF-α 和 IL-6 等炎症因子产生，进而减少肝细胞死亡 [65]。此外，瑞沙托维还可以抑制成纤维细胞的分化与胶原合成 [66]，提示该药对肝纤维化有潜在的治疗效果。已有研究表明，瑞沙托维可抑制小鼠的肝纤维化进程 [67]。目前，该候选药物正处于治疗酒精性肝病的Ⅱ期临床研究阶段。  3.3 代谢调节剂 MASLD 和 MASH 是由代谢性疾病引起的进行性慢性肝脏疾病，可导致肝脏炎症和纤维化，最终演变为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甲状腺激素在调节肝脏脂代谢中起关键作用，β 型甲状腺激素抵抗（resistance to thyroid hormone β，RTHβ）综合征患者由于 THR 基因突变，导致肝脏对甲状腺激素的敏感性降低。研究表明 RTHβ 患者循环中的游离脂肪酸浓度升高，肝脏中出现脂肪变性，该研究结果提示甲状腺激素对肝脏脂质代谢具有重要作用，并为针对甲状腺激素受体-β（thyroid hormone receptor-β，THR-β） 的选择性激动剂的开发提供了依据 [68]。研究表明，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可能是 MASH 发病的驱动因素 [69]。生理条件下，甲状腺释放的四碘甲状腺原氨酸（T4）被碘甲状腺原氨酸脱碘酶 1（deiodinase，DIO1）脱碘为肝脏中代谢活跃的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游离 T3 可以和 THR-β 结合，并促进其与类视黄醇 X 受体（retinoid X receptor，RXR）形成异二聚体，从而改变肉碱棕榈酰转移酶1（carnitine palmitoyltransferase 1，CPT1）的转录。而 CPT1 可通过调节线粒体脂肪酸氧化以及抑制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转录因子 1（sterol regulatory element binding transcription factor 1，Srebf1）活性，减少脂肪生成。而在 MASH 和晚期纤维化患者中，肝内甲状腺激素信号传导受损，这会抑制 DIO1 将游离 T4 转化为游离 T3，并促进 DIO3 将游离 T4 转化为无活性反向T3（rT3），从而导致脂毒性物质的进一步积累 [69-70]。瑞司美替罗是一种靶向肝脏、小分子口服的 THR-β选择性激动剂，其摄取过程由肝脏特异性的有机阴离子转运多肽1B1（organic anion transporting polypeptide 1B1，OATP1B1）介导，可以模拟甲状腺激素对 THR-β 的激动作用，降低肝脏脂质含量，缓解肝脏炎症和纤维化 [69-70]。 3.4 抗纤维化药物 抗纤维化药物针对肝纤维化的病灶及发展过程进行遏制与逆转，从而保护肝脏结构与功能，该类药物包括奥贝胆酸（obeticholic acid）和氟非尼酮（fluorofenidone）。  氟非尼酮是一种小分子吡啶类药物，具有广谱抗纤维化和抗炎作用。其可作用于活化的 HSC，靶向 TGF-β1 介导的细胞信号通路，减轻肝纤维化。同时，氟非尼酮对肝纤维化大鼠有显著的治疗作用，能明显减轻其肝损伤及纤维化程度，减轻肝小叶的结构破坏及汇管区纤维组织的异常增生 [71]。 Intercept Pharmaceuticals 公司已提交将奥贝胆酸用于治疗肝纤维化的上市申请。奥贝胆酸是鹅去氧胆酸（chenodiol，CDCA）的类似物，具有胆汁酸样特性，因此可以通过肠肝循环在肝脏和胃中激活法尼醇X 受体（farnesoid X receptor，FXR），从而治疗肝脂肪变性、炎症和纤维化并提高胰岛素敏感性 [72]。  此外，利福昔明-α 是一种不可吸收的抗生素，目前已成为酒精性肝纤维化的一种潜在治疗药物 [73]。其主要通过减少酒精性肝损伤中肠道菌群的促纤维化作用，抑制 LPS 对 TLR4 的激活，进而减少 HSC和内皮细胞产生纤连蛋白 [74]，由此治疗酒精性肝损伤相关的肝纤维化。目前已开展该药治疗酒精性肝损伤相关的肝纤维化的Ⅱ期临床试验 [75]。 3.5 小结 随着对肝纤维化发生发展机制认识的不断加深，针对该疾病领域的药物研发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表 2 总结了当前处于Ⅱ、Ⅲ期临床阶段及已上市的常见肝纤维化治疗药物的相关信息，包括其药物类型、作用机制、适应证和研发阶段（见表2）。 4 结语与展望 肝纤维化是慢性肝病进程中的关键步骤，其导致肝脏结构和功能异常，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肝损伤是肝纤维化发展的基础，本文从慢性肝炎病毒感染、酒精性肝损伤、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肝损伤和胆汁淤积性肝损伤 4 个角度系统地介绍了肝纤维化的发生机制。在肝纤维化治疗方面，目前临床有效药物较少，大部分处于研究阶段。本文根据肝纤维化药物的作用靶点，从抗病毒药物、抗酒精性肝损伤药物、代谢调节剂及抗纤维化药物4 个方面总结了目前已上市以及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肝纤维化治疗药物。  肝纤维化常出现在外界因素刺激引起的肝细胞损伤之后，因此预防和治疗肝纤维化的首要策略是祛除引起肝脏慢性损伤的病因，例如治疗慢性肝炎病毒感染、酒精性肝损伤和非酒精性肝损伤。HSC的活化和增殖是肝纤维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可以通过靶向 HSC 活化，研发抗纤维化药物。另外，已有大量实验及临床研究表明，肝纤维化具有可逆性，因此该疾病的治疗或可通过调节肝纤维化的逆转来实现。 参考文献： [1]  Asrani S K, Devarbhavi H, Eaton J,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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