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ypical Squamous Cells of the Cervix

p16/Ki-67 双染检测用于子宫颈癌筛查异常人群分流的专家共识中国优生科学协会阴道镜和宫颈病理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基金项目：浙江省尖兵领雁重点研发计划（2023C0316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373260，52311530769）通信作者：汪 辉 Email: wang71hui@zju.edu.cn；孔北华 Email: kongbeihua@yahoo.com.cn；马 丁 Email: dma@tjh.tjmu.edu.cn；魏丽惠 Email: weilhpku@163.com【摘要】p16/Ki-67 双重染色检测（双染）作为一种相对客观的检测方法，已在多个国家获批应用于临床。本共识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对双染样本的取材与制备、检测流程、结果判读及报告规范达成共识，并推荐双染可用于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igh-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 HR-HPV）初筛不分型阳性或部分分型其他 12 种（HR 12）阳性人群的分流；也可用于联合筛查时 HR-HPV 不分型阳性或部分分型 HR 12 阳性，且细胞学正常或轻度异常时的人群分流；还可用于筛查结果异常（HR-HPV 检测或 HR-HPV 联合细胞学检测）后随访人群的分流。通过本共识的制定，旨在规范双染检测技术的临床应用，实施子宫颈癌精准筛查。【关键词】子宫颈癌筛查；高危人乳头瘤病毒；p16/Ki-67 双重染色检测；分流01一、背景子宫颈癌防控是全球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健康问题为此 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提出了加速消除子宫颈癌全球战略 [1]。子宫颈癌筛查是子宫颈癌防控重要且不可替代的手段，高危人乳头瘤病毒（high-risk human papillomavirus, HR-HPV）初筛策略已在全球广泛采用 [2]。但是 HR-HPV 初筛在提高疾病诊断敏感性的同时，发现大量一过性 HR-HPV 感染，给女性带来的负担和相应的过度诊疗不容忽视，而应用细胞学分流策略仍存在敏感性较低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探索新的分流策略来实现精准筛查。子宫颈癌筛查和分流策略不仅要尽可能多的识别癌前病变，还应尽量减少阴道镜转诊的数量。p16/Ki-67 双重染色检测，简称双染（dual stain, DS），是一种基于免疫细胞化学的检测方法。细胞周期调控蛋白 p16 通过阻断 S 期抑制细胞增殖，但 HPV E7 癌基因过度表达可导致其异常增加；细胞增殖标志物 Ki-67 是一种与有丝分裂密切相关的增殖细胞核抗原。同一细胞中同时检测到 p16 和 Ki-67 时，与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igh-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HSIL）及以上（HSIL+ ）相关 [3]。双染结果的判断，主要依靠颜色判别，不仅相对客观，还能有效弥补 HR-HPV 检测特异性低和细胞学检查敏感性低的不足。首个 DS 试剂盒 2010 年在欧洲被批准用于辅助识别HSIL，2015 年开始 DS 技术被我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ational Medical Products Administration, NMPA）批准用于子宫颈癌筛查辅助诊断，2020 年美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其用于 HR-HPV 初筛阳性和联合筛查中 HR-HPV阳性检测结果的分流 [4-6]。2024 年， 美 国 阴 道 镜 病 理 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olposcopy and Cervical Pathology, ASCCP）[3] 和 WHO 先后发布《双染用于 HPV 阳性女性分流的指南》[7]，随后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细胞病理学组也发布了《子宫颈细胞学 p16/Ki-67 免疫细胞化学双染检测专家共识》[8]。我国已有一些医院在子宫颈癌机会性筛查中开展 DS，但目前仍缺乏如何规范化开展 DS 检测和用于临床管理等方面的共识，为此，我们依据循证医学证据 [9-18]，结合中国专家经验和临床实际，经过委员会成员充分讨论，形成本共识推荐意见。02二、DS 检测规范1. 检测标本取材及制备规范：严格按照细胞学取样标准操作，推荐使用液基细胞学制片，选择经过临床性能验证 [11-14]，与 DS 试剂适配的液基保存液，确保细胞形态完整、抗原蛋白得到良好的固定，以达到蛋白表达的最佳效果。2. 检测流程规范：为减少人为因素误差，首选推荐使用即用型试剂、全自动免疫细胞化学染片机进行检测，确保实验操作流程标准化。若为人工操作，技术人员需经专门培训，熟练掌握标本制备、抗原修复、抗体的选择、复染及显色等免疫细胞化学染色步骤。3. 检测结果判读及报告规范：检测结果的判读独立于子宫颈细胞学形态标准，由有资质的病理医生经过培训和考核后，在光学显微镜下对染色进行判断。报告主要包括标本质量评估、判读结果（若 DS 检测结果不能判读需要解释原因）、染色方式（免疫细胞化学自动染色 / 人工染色）、检测试剂盒名称等信息。不同试剂盒显色可能不同，常见显色包括 p16 棕染、Ki-67 红染（本文以此为例），或p16 红染、Ki-67 棕染等。其中 p16 定位在细胞质和或细胞核，而 Ki-67 定位在细胞核（图 1）。3.1 标本质量评估：参考子宫颈细胞学报告系统（the Bethesda system, TBS）[19] 进行标本满意度评估。若标本评估 TBS 为不满意标本，且无 DS 阳性细胞，视为标本不满足判读条件，建议尽可能在 4 个月内重新取样再次进行 DS检测 [20]；若不满意标本中至少存在一个 DS 阳性细胞，可以判读为 DS 阳性，该标本视为满意标本。3.2 标本结果判读（1）阴性判读标准：① 仅有呈蓝色的上皮细胞；② 仅有细胞质和 / 或细胞核棕染（p16）的上皮细胞；③ 仅有细胞核红染（Ki-67）的上皮细胞。（2）阳性（弱阳性到强阳性）判读标准：棕染细胞质（p16）与红染细胞核（Ki-67）必须位于同一显微聚焦平面，即 p16/Ki-67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在同一个细胞内同时着色，判读为 DS 阳性。① 单个、散在的细胞：细胞内棕染细胞质 p16 与红染细胞核 Ki-67 位于同一显微聚焦平面内，符合上述阳性判读标准，报告判读为阳性。② 细胞簇：弥漫性棕染的细胞簇，在同一显微聚焦平面内伴有红染的细胞核，判读为 DS 阳性；非弥漫性棕染的细胞簇，细胞密集的团簇中不容易辨别棕染细胞质与红染细胞核是否在同一显微聚焦平面，若在细胞簇边缘观察到上述标准的双染阳性细胞，报告判读为阳性。如果双染玻片中可被观察的鳞状上皮细胞少于满意标本的要求，但存在至少一个双染阳性细胞，无论细胞学信息是否充分，均判读为阳性。说明：p16/Ki-67 双染阳性提示可能与子宫颈高级别及以上病变相关，包括 HSIL[ 子宫颈上皮内瘤变 (cervical intraepithelial neoplasia, CIN）2，3]、原位腺癌（adenocarcinoma in situ, AIS）以及 HR-HPV 感染相关性浸润癌。03三、纳入共识的研究证据及推荐意见1. DS 用于 HR-HPV 初筛阳性人群的分流1.1 HR-HPV（不分型）阳性时的分流纳入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前瞻性研究结果：（1）美国北加州凯撒医疗集团（KPNC）2012 年筛查队列 [11-12]：该队列基线入组 2 363 例 HR-HPV 阳性女性，结果显示：在既往细胞学结果未见上皮内病变或恶性细胞（negative for intraepithelial lesion or malignancy, NILM） 的1 509 例 HR-HPV（不 分 型） 阳 性 女 性 中，DS（+） 者CIN2+/CIN3+ 风险高于细胞学≥ 未明确意义的不典型鳞状 细 胞（atypical squamous cells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 ASC-US），其检出 CIN2+ 分别是 21.0% 和 16.6%，CIN3 分别是 12.4% 和 10.3%，也高于该队列设定的阴道镜转诊阈值，即 HR-HPV 阳 性 /ASC-US 时 CIN2+/CIN3+ 风 险（10.2%、5.2%）和 ASCCP2019 持久指南建议的转诊阴道镜 CIN3+风险阈值（4%, 下文简称 ASCCP 转诊阈值）；DS（-）时CIN2+/CIN3+ 风险低于该队列设定的 1 年随访阈值，即细胞学 NILM 者（CIN2+: 3.6% vs 5.8%; CIN3+: 1.6% vs. 2.3%）。（2）KPNC2015 年队列 [13]：该队列基线入组 3 225 例HR-HPV 阳性女性，结果显示当不考虑既往筛查史时，HR-HPV 阳性（不分型）女性中DS（+）者 CIN2+/CIN3+风险显著高于≥ASC-US 者（CIN2+: 24.3% vs. 20.1%，CIN3+: 13.0% vs. 10.4%)，也高于该队列设定的阴道镜转诊阈值 CIN2+/CIN3+（12.8%、5.7%）和 ASCCP 转诊阈值；而 DS（-） 者 CIN2+/CIN3+ 风险为 5.0%、1.7%，均显著低于 NILM 者（CIN2+: 5.0 vs. 6.8%; CIN3+: 1.7% vs. 2.8%），低于该队列研究设定的 1 年随访阈值 CIN2+/CIN3+（6.8%、2.8%）和 ASCCP 转诊阈值。当将人群分层为无（2 066 例）和有异常筛查史女性时，结果相似。（3）美国 IMPACT 队列 [14]：该队列入组 4 927 例 无既往筛查和分型信息的 HR-HPV 阳性女性，结果显示在HR-HPV 阳性（不分型）女性中，DS（+）者 CIN2+/CIN3+ 风险与≥ASC-US 相近（CIN2+: 24.4% vs. 24.0%; CIN3+: 10.9% vs. 11.5%），均高于该队列设定的阴道镜转诊阈值（14.2%、4.8%）和 ASCCP 转诊阈值；DS（-）者CIN2+/CIN3+ 风险显著低于 NILM 者（CIN2+: 3.6% vs. 7.5%, CIN3+: 1.2% vs. 2.5%）；1 年随访结果相似。（4）其他研究：意大利的 NTCC2 队列和 Umbria队列研究、英国的 PaVDaG 队列研究均提示 DS 在 HRHPV 阳性女性中有良好的风险分层能力 [15-17]。我国一项横断面研究基于子宫颈癌组织性筛查人群和来自 5 家医院的机会性筛查人群（4 364 例），分别入组 2 465 例和1 899 例，结果发现 DS 分 流 CIN2/3 特异性达 88.09%，提示 DS 对女性子宫颈上皮内病变的检测效果较好，适用于 HR-HPV 阳性女性的分流 [18]。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无论前次筛查结果如何，DS 均比细胞学具有更好的风险分层能力。推荐意见：DS 可用于 HR-HPV 初筛（不分型）阳性女性的分流，若 DS（+）建议转诊阴道 镜检查，DS（-）建议 1 年复查，见图 2 和表 1。1.2 HR-HPV 部分分型阳性时的分流HR-HPV 部分分型指区分 HPV 16 和（或）HPV 18，其他 12 种高危 HPV 不分型（简称 HR 12）。在 KPNC2015年队列研究中，当不考虑既往筛查结果，或仅纳入有异常筛查史的女性时，HPV 16/18 阳性 /DS（+）、HPV16/18 阳性 /DS（-）、HR 12 阳 性 /DS（+）的即刻 CIN3+ 风 险（27%、4.3%、8.1%）与用细胞学分流相当，符合阴道镜转诊阈值；而 HR12 阳性 /DS（-）的即刻 CIN2+/CIN3+风险（3.9%、1.3%），低于转诊阴道镜阈值，与 HR 12 阳性经细胞学分流为 NILM 者效能相当。在无筛查异常史女性 中 HPV16/18 阳 性 /DS（-） 的 CIN3+ 风 险（1.5%），低于阴道镜转诊阈值。IMPACT 队列研究数据显示，HPV 16/18 阳性 /DS（+）者 CIN2+/CIN3+ 风险与≥ASC-US 相 当（CIN2+: 35.1% vs. 37.9%; CIN3+: 21.2% vs. 23.5%），均符合 ASCCP 转诊阈值；HPV16/18 阳性 /DS（-）者 CIN2+/CIN3+ 风险（3.5%、1.9%），低于该队列设定的 1 年随访阈值，且优于 HPV 16/18阳性细胞学 NILM 分流效能（7.9%、4.2%）。对于 HR12 阳性女性，DS（+）者 CIN2+/CIN3+ 风险与≥ASC-US 相当（CIN2+: 19.6% vs. 17.8%; CIN3+: 6.2% vs. 6.1%），均符合阴道镜转诊阈值；DS（-）者 CIN2+/CIN3+ 风险（3.6/0.9%）显著低于该队列设定的 1 年随访阈值（7.5%、2.5%），且优于 HR12 阳性细胞学 NILM 分流效能（7.4%、1.8%）。一年随访结果相似。以上研究结果提示，DS 对 HPV 16/18 阳性有一定的分流作用，但因缺少大样本以癌症为研究终点的大样本循证医学证据，结合 HPV16/18 的致癌高风险，不建议采用 DS分流。DS 对 HR12 阳性女性的分流作用优于细胞学，且不受既往子宫颈癌筛查史的影响。推荐意见：HPV 16/18 初筛阳性女性建议直接转诊阴道镜。DS 可用于 HPV 初筛 HR 12 阳性女性分流，若 DS（+）建议转诊阴道镜检查，DS（-）建议 1 年复查，见图 2 和表 1。2. 用于联合筛查时 HR-HPV 阳性，细胞学 NILM/ASC-US/ 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ow-grade squamous intraepithelial lesion, LSIL）人群分流2.1 HR-HPV（不分型）阳性时的分流（1）当 HR-HPV（不分型）阳性/细胞学 NILM 时：KPNC2012、2015 和 IMPACT 队列发现，无论既往筛查史如何，HPV 阳性 / 细胞学 NILM 女性中，DS（+）者患病风险高于阴道镜转诊阈值；DS（-）者低于该研究队列设定的 1 年随访阈值。以上结果提示 DS 可对 HR-HPV（不分型）阳性 /NILM 女性进一步风险分层。（2）当 HR-HPV（不分型）阳性 / 细胞学 ASC-US 时：KPNC2012、2015 和 IMPACT 队 列 均 发 现， 既 往 细 胞 学筛查正常、不考虑既往筛查结果或既往结果未知的 HPV阳 性 /ASC-US 女 性 中，DS（+）时患病风险进一步升高，而 DS（-）时低于该研究队列设定的 1 年随访阈值。但既往联合筛查结果异常时 HPV 阳性 /ASC-US 女性中，DS（+）时患病风险进一步升高，但 DS（-）CIN2+/CIN3+ 风险为 6.7%、4.7%，高于阴道镜转诊阈值。以上结果提示 DS 可以对既往筛查情况未知或无异常筛查史的HR-HPV（不分型）阳性 /ASC-US 女性进行风险分层，而对有筛查异常者需要谨慎处理。（3）当 HR-HPV（不 分 型） 阳 性 / 细胞学 LSIL 时：KPNC2012、2015 和 IMPACT 队列发现，无论既往筛查结果如何，HR-HPV 阳性 / 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女性 DS（+）时患病风险进一步升高，而 DS（-）时低于该研究队列设定的 1 年随访阈值。以上结果提示 DS 可对 HR-HPV（不分型）阳性 /LSIL 女性进一步风险分层。推荐意见：联合筛查 HPV 不分型阳性时，DS 可用于 NILM 或 LSIL 女性、以及既往筛查未知或无异常筛查史 ASC-US 女 性 分 流，DS（+） 建 议 转 诊 阴 道 镜 检 查，DS（-）建议 1 年复查，见图 3 和表 1。2.2 HR-HPV（部分分型）阳性时的分流（1）当 HR-HPV 部分分型阳性 / 细胞学 NILM 时：KPNC2015 研究提示，当不考虑既往筛查史时，HPV16/18阳 性 /NILM 女性中 DS（-） 者 CIN2+/CIN3+ 风险也高达 14.0% 和 5.6%；而 HR 12 阳 性 /NILM 女性中 DS（+）者 CIN2+/CIN3+ 风险进一步升高，DS（-）者风险仅为2.7% 和 0.8%。IMPACT 研究提示，既往筛查情况未知的HPV16/18 阳性 /NILM 和 HR12 阳性 /NILM 女性中 DS（+）者 CIN2+/CIN3+ 风险均进一步升高，而 DS（-）者低于该研究队列设定的 1 年随访阈值。DS 可以用于 HR 12 阳性 /NILM 女性的风险分层，但不建议用于 HPV 16/18 阳性 /NILM 女性分流。（2）当 HR-HPV 部分分型阳性 / 细胞学 ASC-US 时：KPNC2015 研究提示，当不考虑既往筛查史时，HPV 16/18阳 性 /ASC-US 女 性 中，DS（-） 者 CIN2+/CIN3+ 风 险（12.5%、4.2%）仍高于 ASCCP 转诊阈值，而在 HR 12 阳性 /ASC-US 女性中 DS（+）者 CIN2+/CIN3+ 风险进一步升高，DS（-）者风险低于该队列设定的 1 年随访阈值，当既往联合筛查结果异常时，HPV 16/18 阳性 /ASC-US 和 HR 12 阳 性 /ASC-US 女性中 DS（-） 者 CIN2+/CIN3+ 风 险均高于该队列设定的阴道镜转诊阈值。IMPACT 研究提示，对既往筛查情况未知的 HPV 16/18 阳性 /ASC-US 女性和 HR 12 阳性 /ASC-US 女性，DS（+）者 CIN2+/CIN3+ 风险均进一步增加，而 DS（-）者均低于该队列设定的 1 年随访阈值。因此，DS 可用于在既往联合筛查正常时和筛查结果未知的 HR12 阳性 /ASC-US 女性的风险分层。（3）当 HR-HPV 部分分型阳性 / 细胞学 LSIL 时：KPNC2015 研究表明当不考虑既往筛查史时，HPV 16/18阳 性 /LSIL 或 HR 12 阳 性 /LSIL 女性中 DS（+） 者CIN2 + /CIN3 + 风险进一步增加，而 DS（-）者低于该研究队列设定的 1 年随访阈值；当将人群分层为有或无异常筛查史女性时，结果相似。IMPACT 研究提示 DS在 HR12 阳性 /LSIL 女性中也有相似风险分层效果，但是 HPV16/18 阳 性 /LSIL 女 性 中，DS（-） 者 CIN2 + /CIN3 + 风险仍高达 18.2%/4.5%。因此，DS 可用于 HR12阳性 /LSIL 女性的分流。推荐意见：HR-HPV 部分分型 HPV 16/18 阳性女性建议直接转诊阴道镜；对于联合筛查 HR12 阳性女性，DS 可以用于 NILM 或 LSIL 女性、以及既往筛查情况未知或无异常筛查史 ASC-US 女性的分流，DS（+）建议转诊阴道镜检查，DS（-）建议 1 年复查，见图 3。3. DS 用于筛查异常后随访人群的分流KPNC2015 数据表明，既往筛查史对于 DS 结果准确性的影响明显小于细胞学，提示 DS 在筛查异常随访中也能发挥分流作用。KPNC2012 队列 5 年随访结果提示，在既往细胞学 NILM 的 HR-HPV 阳性女性中，DS（+）者 1~5 年累计 CIN2+/CIN3+ 风险均高于≥ASC-US 者和转诊阴道镜阈值；而 DS（-）者 1~5 年累计 CIN2+/CIN3+ 风险均低于 NILM 者，并且到第 3 年累计 CIN2+/CIN3+ 风险高于该研究队列设定的 1 年随访阈值，第 4 年才达到 ASCCP 转诊阈值，且各年累计风险均小于队列设定的阴道镜转诊阈值。以上结果提示 DS 比细胞学具有更好的远期风险分层能力，但持续 HPV 阳性的患病风险将逐年增加，不推荐延长HPV 持续阳性、DS（-）女性的复查间隔时限。推荐意见：既往筛查史异常时，DS 用于随访筛查结果异常（HR-HPV 检测或 HR-HPV 联合细胞学检测阳性）的分流也是可接受的，即 DS（+）建议转诊阴道镜检查，而 DS（-）建议 1 年复查。DS 结果不改变现有指南推荐的随访间隔，并且当 HR-HPV 持续阳性 /DS（-）时建议结合病史，谨慎选择 1 年复查或直接转诊阴道镜检查。04四、小结目前我国虽然已有大量 DS 检测试剂盒获批用于子宫颈癌筛查辅助诊断，但均未开展以具体临床用途为指征的临床试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临床研究证实多种DS 检测试剂盒在子宫颈癌筛查异常时的分流效能优于细胞学分流 [18, 21-23]，建议临床使用时谨慎选择获得 NMPA批准用于分流预期用途、且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产品，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并按照分流策略和推荐流程进行临床管理。由于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均来源于 HR-HPV 初筛或联合筛查人群，因此不建议将 DS 直接用于子宫颈癌初筛和细胞学初筛人群，也不支持用于 HR-HPV 阴性女性的管理。值得注意的是，DS 在多个研究中展现出对细胞学初筛 ASC-US/LSIL、HPV 16/18 阳性、以及转化区 3 型等的风险分层价值 [24-26]，可能是未来研究的方向。执笔专家：李晓（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汪辉（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李静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李明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新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孔北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魏丽惠（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马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孔令华（北京协和医院）、沈丹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参与本共识制定与讨论的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毕蕙（北京大学 第一医院）、 陈飞（北京协和医院）、陈良（宁波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狄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耿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李双（华中科 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李长忠（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梁志清（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刘爱军（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梅平（广东省人民医院）、孟元光（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任琛琛（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宋坤（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隋龙（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孙蓬明（福建省妇幼保 健院）、王建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王临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吴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吴琪俊（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医院）、向阳（北京协和医院）、徐海苗（浙江省肿瘤医院）、尤志学（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余楠（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张静（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张瑜（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张国楠（四川省肿瘤医院）、张梦真（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张韶凯（河南省肿瘤医院）、张友忠（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张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赵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赵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赵方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致谢：感谢各学（协）会专家给予的大力支持。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参考文献略文章来源：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 2025 年 3 月 第 26 卷 第 2 期，转载请标注来源。

编辑丨王多鱼排版丨水成文细胞死亡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研究领域。凋亡是最早被发现的调节性细胞死亡类型，其研究已经十分充分。而近年来新的细胞死亡类型在不断被发现，并且被证明在正常生理活动或者疾病中起到关键作用。研究这些非凋亡性细胞死亡过程的调节，对于人们理解细胞死亡，以及靶向细胞死亡来治疗相关疾病有重要意义。p53 是最重要的蛋白之一，具有十分强大且广泛的作用。2025 年 4 月 9 日，哥伦比亚大学顾伟教授、Brent Stockwell 教授及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姜学军教授联合（顾伟教授为通讯作者，顾伟教授实验室刘彦卿博士为第一作者）在 Nature 期刊综述期刊 Nature Reviews Molecular Cell Biology 上发表了题为：p53-regulated non-apoptotic cell death pathways and their relevance in cancer and other diseases（p53调节的非凋亡性细胞死亡及其在癌症和其它疾病中的意义）重磅综述论文，全面总结了 p53 在非凋亡性细胞死亡中的重要调节作用。为方便阅读，《生物世界》全文主要内容进行整理介绍，以飨读者。自1979年发现以来，转录因子p53一直是生物医学研究的焦点。p53现已被认为是与健康最为相关的蛋白质之一，这主要归因于其强大的肿瘤抑制功能，同时也涉及其在正常生理学及某些癌症以外的疾病中的作用。因此，p53具有不可估量的治疗价值，这受到制药业的广泛关注。p53的这种“明星分子”地位源于其在多种生物过程中的强大能力。例如，p53响应DNA损伤以诱导细胞周期阻滞、凋亡和衰老，这些曾被认为是p53抑制肿瘤发生的主要机制。然而，过去几年发表的研究表明，这三种经典的p53功能并非总是p53介导的肿瘤抑制所必需的。此外，治疗中激活p53产生副作用的一个主要机制就是源自这几种经典功能。因此，发现p53的新功能不仅将增进我们对这一关键蛋白的理解，还将有益于基于p53的治疗方法的开发。（关于p53的详细背景知识，参见顾伟实验室于2024年在Cancer cell发表的综述论文：顾伟团队综述全面总结p53领域研究进展）在多细胞生物中，机体稳态的维持依赖于细胞增殖与细胞死亡之间的平衡。细胞死亡是一种常见且重要的生物学过程：受到准确调控的细胞死亡对于发育及其他生理过程至关重要，而细胞死亡的失调则可能导致多种疾病。凋亡是研究最为深入的一种细胞死亡类型，曾一度被认为是唯一受调控的细胞死亡（Regulated cell death，RCD）方式。然而，后续研究发现了许多新型的RCD类型，例如铁死亡（ferroptosis）、坏死性凋亡（necroptosis）和细胞焦亡（pyroptosis）。这些RCD在机制和死亡细胞的形态上可能存在相似性，但每种RCD都具有独特的特征，从而在生理或病理功能上既存在重叠又具有独立性。理解这些RCD的分子机制并鉴定其关键调控因子，对于基础研究和疾病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十年中，研究发现p53能够调控多种非凋亡性细胞死亡（Non-apoptotic cell death， NACD）途径。在该综述中，作者探讨了p53如何调控多种NACD，重点关注铁死亡、坏死性凋亡和细胞焦亡；同时，他们也探讨了p53可能参与的其他NACD类型。接着，他们讨论了靶向p53介导的NACD途径在不同疾病中的治疗潜力。最后，他们探讨了p53-NACD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一、p53与铁死亡铁死亡由该综述论文作者之一的 Brent Stockwell 教授在2003年至2012年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首次发现并命名，作为一种新型的受调控的非凋亡性细胞死亡，其特征是细胞膜上依赖铁离子的脂质过氧化。早期的研究已经观察到了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铁死亡的特征，并阐明了其关键的遗传驱动因素。在过去十年中，铁死亡已成为研究最为深入的非凋亡性细胞死亡类型，是与细胞代谢最为相关的细胞死亡模式，并且与衰老、缺血性器官损伤、神经退行性疾病（NDD）以及特别是癌症相关联。经典的铁死亡途径围绕ACSL4-GPX4轴展开。然而，最近的研究揭示了关键的非经典铁死亡途径。p53在铁死亡的三个基本组成要素（脂质过氧化的底物，脂质过氧化的执行者，以及anti-ferroptosis system）中扮演着主要调控者的角色。p53的这一功能主要源于其强大的、调控多种生物分子（如氨基酸、脂质、铁和活性氧ROS）细胞代谢的能力（详见——一阴一阳之谓道：顾伟实验室总结p53基因在肿瘤代谢中的复杂作用）。1、p53在铁死亡中的作用第一篇报道p53调节铁死亡的论文来自于2015年顾伟实验室的一篇 Nature 论文，SLC7A11是胱氨酸/谷氨酸逆向转运体的一个亚单位，负责将胱氨酸导入细胞以合成谷胱甘肽（GSH）。在这篇论文中，研究人员发现p53能够抑制SLC7A11的转录，从而降低GSH水平并抑制GPX4活性，进而在体外和体内诱导铁死亡。重要的是，p53–SLC7A11轴的功能也可以独立于GPX4抑制。ALOX12能够催化细胞质膜上的脂质过氧化以触发铁死亡；然而，它与SLC7A11发生相互作用，从而无法接近其底物。p53下调SLC7A11将释放ALOX12以激活铁死亡。值得注意的是，ALOX12可以通过与PHLDA2相互作用，特异性地被招募到磷脂酸（PA）上。GPAT3催化PUFA-PA的生物合成，从而为ALOX12介导的铁死亡提供底物。这种PHLDA2–ALOX12–PA介导的铁死亡具有显著的病理相关性，并且可以在免疫缺陷和免疫正常的小鼠肿瘤模型中无需常见的铁死亡诱导化合物（Ferroptosis inducer，FIN）处理即可被激活。这些研究结果因此可以作为铁死亡在自然状态下抑制肿瘤的例子。除了ALOX12，p53介导的SLC7A11抑制还增强了ALOXE3和ALOX15B的脂氧合酶活性，分别在胶质母细胞瘤和膀胱癌细胞中促进铁死亡。关于脂质过氧化的底物，p53调控了多种脂质代谢途径，这些途径有助于其促进铁死亡的作用。例如，p53促进YAP1介导的ACSL4上调，从而增加细胞膜中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s）的丰度，这在结肠癌细胞中诱导了铁死亡。单不饱和脂肪酸（MUFAs）可以与PUFAs竞争掺入膜磷脂（PL）。因此，MUFAs是铁死亡的有效抑制剂。p53能够抑制SCD1的表达，从而减少膜磷脂中MUFAs的组成，进而在肝细胞癌（HCC）细胞中促进铁死亡。p53诱导的细胞周期停滞通过降低MBOAT1和EMP2的表达，增加了PUFA-PL的水平，从而使多种细胞系对铁死亡敏感。脂质过氧化的执行主要依赖于活性氧（ROS）、铁，以及脂氧合酶ALOXs。线粒体活性是ROS的主要来源，其产生通过p53激活GLS2的表达而增强。铁死亡诱导剂（FINs）erastin和RSL3在HCC细胞中以p53依赖的方式上调lncRNA NEAT1的表达。NEAT1随后通过NEAT1–miR-362-3p–MIOX轴增加ROS水平并促进铁死亡。在缺血/再灌注（I/R）应激下的大鼠心脏中，USP7的水平上调，导致p53去泛素化。由此稳定的p53激活其靶基因TfR1，将铁导入细胞。铁水平的增加促进了心脏铁死亡并导致心肌损伤。p53还具有转录因子非依赖的活性来调控铁转运。在肝星状细胞中，p53定位于线粒体，与SLC25A28结合并促进铁进入线粒体。线粒体铁过载导致ROS产生和铁死亡。p53通过诱导SAT1的表达来转录调控多胺代谢。SAT1的表达通过在体外和体内激活ALOX15介导的铁死亡来抑制肿瘤生长。SAT1敲除部分减弱了p53触发的铁死亡，从而将多胺代谢与p53介导的铁死亡和肿瘤抑制联系起来。p53靶基因ALOX5已被证明在亨廷顿病和膀胱癌细胞中促进铁死亡，这表明p53也许可以在这些情况下通过转录激活ALOX5诱导铁死亡。p53还通过调控细胞的anti-ferroptosis系统来影响铁死亡。除了抑制SLC7A11外，p53还可以通过抑制黑色素瘤细胞中的PHGDH和肺癌细胞中的CBS来限制丝氨酸和半胱氨酸的合成，这最终可能导致谷胱甘肽（GSH）生物合成的减少和铁死亡的发生。还原型维生素K是一种具有抗氧化活性的代谢物，已被证明能够抑制铁死亡。p53通过转录抑制VKORC1L1的表达来促进铁死亡并抑制不同癌细胞的生长，这一过程独立于GSH系统。iPLA2β（也称为PLA2G6）从膜磷脂中去除氧化的脂肪酸链以终止脂质过氧化和铁死亡。与p53介导的铁死亡促进作用相反，低剂量doxorubicin（一种DNA损伤药物）或Nutlin（p53–MDM2相互作用的抑制剂）激活的p53可以通过转录激活iPLA2β来抑制黑色素瘤和肉瘤细胞中的铁死亡。然而，当用高剂量doxorubicin处理细胞或长时间使用Nutlin处理后，iPLA2β的激活会丧失，细胞部分地死于铁死亡。这些看似矛盾的结果似乎与p53促进铁死亡的作用相矛盾。事实上，iPLA2β的调控很好地符合p53活性的“pro-survival or pro-death”模式：p53本质上是一种stress responder和“guardian of the cell”，p53激活的结果因stress种类的不同而异。当刺激程度较弱，细胞损伤可以修复之时，p53可以采取pro-survival的模式来保护细胞；而当刺激程度强，细胞损伤难以修复，p53则激活pro-death模式来清除受损细胞，保障机体的健康。在p53–iPLA2β–铁死亡轴的情况下，iPLA2β充当一种功能开关，决定p53引发的应激反应的结果。除了上调iPLA2β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报道表明，p53在某些条件下可以抑制铁死亡。例如，在结直肠癌（CRC）细胞中，p53结合并将DPP4隔离在细胞核中，使其远离其相互作用蛋白NOX1。这一活性抑制了DPP4–NOX1诱导的铁死亡。在肝癌细胞中，p53通过诱导PLTP的表达来负调控铁死亡。PLTP刺激脂滴的形成，这些脂滴隔离了与铁死亡相关的脂质过氧化的底物。另一项研究表明，p53可以通过在纤维肉瘤细胞系中诱导p21来延迟cysteine deprivation触发的铁死亡，可能保护细胞免受营养缺乏的影响。这些反例部分源于实验中使用的不同癌症类型和铁死亡诱导方法；它们也反映了p53功能的复杂性和条件依赖性。p53诱导的铁死亡在肿瘤抑制中的重要性已通过小鼠模型和人类数据得到证实。p53-3KR（赖氨酸-精氨酸）突变蛋白保留了抑制SLC7A11和诱导铁死亡的能力，这可能解释了其为何仍能有效抑制肿瘤发生。事实上，SLC7A11的过表达消除了p53-3KR突变体的铁死亡诱导和肿瘤抑制作用。人类p53在Lys101（对应小鼠Lys98）的乙酰化对于p53介导的SLC7A11抑制至关重要。进一步将p53-3KR突变为p53-4KR（3KR+K98R）显著削弱了p53促进铁死亡和肿瘤抑制的能力。因此，与p53-3KR小鼠相比，p53-4KR小鼠的肿瘤发生率显著增加。一个非洲特异性的p53-P47S SNP被发现其抑制肿瘤发生的能力受损。随后的研究表明，与P47变体相比，S47变体在抑制SLC7A11和激活GLS2方面的效率较低。p53-S47细胞中两种重要的抗氧化剂CoA和GSH的水平较高。P47和S47之间的这些差异导致p53-S47诱导铁死亡和抑制肿瘤生长的能力下降。事实上，p53-P47S SNP与绝经前非裔美国女性乳腺癌风险增加相关。研究癌症相关的p53突变体可以从不同角度提供更多关于铁死亡如何促进p53介导的肿瘤抑制的见解。突变体p53不仅可能失去野生型（WT）p53的铁死亡诱导活性，还可能获得新的、通常是间接的抑制铁死亡的功能，这两者都有助于肿瘤发展。在肺癌中，p53突变消除了对FOXM1的抑制。增加的FOXM1赋予癌细胞对铁死亡的抗性。BACH1是SLC7A11的转录抑制因子。有趣的是，p53-R175H（一种常见的“热点”突变；相当于小鼠p53-R172H），而非WT p53和其他p53热点突变体，能够结合BACH1。这种相互作用消除了BACH1对SLC7A11的抑制，从而减少了不同癌细胞中的铁死亡。在p53R172H/+小鼠中敲除BACH1延长了这些小鼠的生存时间，表明BACH1依赖的铁死亡抑制有助于p53-R172H在小鼠中的致癌作用。在三阴性乳腺癌（TNBC）中，小鼠p53-R172H和p53-R245W（相当于人类p53-R248W）通过上调两种抗氧化蛋白——MGST3和PRDX6——以NRF2依赖的方式保护癌细胞免受铁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建立的TNBC中耗尽这些p53突变体中的任何一个都会通过激活铁死亡导致肿瘤消退，这意味着消除突变体p53可能是治疗TNBC的有效方法。值得一提的是，与p53在体内促进铁死亡的，不依赖FIN处理的活性不同，单独激活p53在体外不足以触发铁死亡，可能是由于培养的细胞系中缺乏体内刺激信号。在体外有效诱导p53介导的铁死亡需要同时激活p53并使用FINs（如GPX4抑制剂或过量的ROS）进行处理，这与p53的应激反应特性一致，即p53只有在适当的应激下才能完全执行其功能。这一活性也与肿瘤发生伴随ROS水平升高的事实相符，在这种情况下，p53的激活可以更有效地根除癌细胞。与p53调控的铁死亡途径不同，GPX4调控的铁死亡主要不是应对刺激，而是以一种稳定组成型方式维持细胞稳态。GPX4相关的铁死亡依赖于使用FINs在体外和体内抑制GPX4活性而增强。因此，为了专门研究由p53调控的铁死亡而不直接操纵GPX4活性，可以使用ROS生成剂TBH，因为这种类型的铁死亡主要涉及p53而非GPX4。2、p53在铁死亡中受到的调节p53在铁死亡中的受到调控是多方面的。p53 Lys351的乙酰化稳定p53的蛋白水平。GINS4通过激活SNAI1拮抗p53 Lys351的乙酰化，从而破坏p53的稳定性，抑制铁死亡并促进肿瘤进展。同样，URI和MEX3A也可以促进p53降解，分别在肝癌和卵巢癌中抑制铁死亡并加速肿瘤生长。在肝癌中，索拉非尼治疗通过PP2A-B55β导致线粒体GPX4去磷酸化，使线粒体p53逆行进入细胞核并激活铁死亡。在肺癌中，lncRNA P53RRA与G3BP1结合，消除了p53蛋白在细胞质中的隔离。由此增加的核p53水平刺激了铁死亡和肿瘤抑制。在心脏I/R损伤中，NAT10修饰并稳定MYBBP1A的mRNA，增加其蛋白质水平。MYBBP1A随后与p53结合并增强p53诱导的铁死亡。有趣的是，p53在I/R应激下可以转录激活NAT10的表达。因此，NAT10–MYBBP1A–p53轴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环，放大了心脏I/R损伤中的铁死亡。此外，多巴胺能细胞中的铁过载、内皮细胞中的高葡萄糖水平和白细胞介素-1β处理已被报道可诱导p53依赖的铁死亡。二、p53与坏死性凋亡坏死性凋亡是第一种被发现的调控性坏死模式，于2005年被袁钧瑛教授正式命名。最初发现其由RIPK1介导，随后也发现RIPK3和MLKL独立于caspases而参与其中。与凋亡类似，坏死性凋亡也可以通过死亡受体（如TNFR1）、FAS和TNFRSF10A的激活来启动。然而，坏死性凋亡通常仅在凋亡不能发生时才启动。在这种情况下，RIPK1被激活并与RIPK3相互作用并激活RIPK3。激活的RIPK3磷酸化MLKL，促进其寡聚化并插入细胞质膜，形成孔道，导致坏死性凋亡。此外，研究人员还报道了其他形式的坏死性凋亡。坏死性凋亡主要在炎症、细菌和病毒感染、缺血性损伤以及癌症中发挥作用。1、p53在坏死性凋亡中的作用鉴于坏死性凋亡和凋亡共享许多启动因子，可以推测当凋亡途径被抑制时，p53可能会转而促进坏死性凋亡。尽管这一可能性需要更多证据来证明，但p53确实是坏死性凋亡的重要调控因子。在心肌缺血/再灌注（I/R）损伤的小鼠模型的心肌细胞中，p53转录诱导lncRNA NRF的表达。NRF作为竞争性内源RNA（ceRNA）调控miRNA miR-873，从而解除其对RIPK1和RIPK3的抑制，促进坏死性凋亡和心肌梗死。PUMA是p53诱导内源性凋亡的主要靶点；有趣的是，PUMA也通过类似机制参与坏死性凋亡：在结直肠癌（CRC）细胞中，化疗药物5-氟尿嘧啶（5-FU）处理诱导p53–PUMA轴，促进线粒体DNA释放到细胞质中，从而激活ZBP1–RIPK3介导的坏死性凋亡。重要的是，PUMA–RIPK3-坏死性凋亡轴还可以引发抗肿瘤免疫原性反应，增强5-FU的治疗效果。在肠上皮细胞中，热应激诱导p53的磷酸化和激活，增加TLR3的表达。TLR3刺激TRIF与RIPK3的结合，从而诱导坏死性凋亡。相应地，p53敲除可以阻断热应激触发的肠上皮细胞坏死性凋亡。线粒体ROS（mtROS）在p53介导的坏死性凋亡中具有重要作用。在急性胰腺炎中，p53下调sulfiredoxin和PRDX3，从而增强胰腺细胞中mtROS的产生和坏死性凋亡。此外，mtROS还驱动p53向线粒体的转运；线粒体靶向抗氧化剂Mito-TEMPO阻断p53在线粒体中的积累和坏死性凋亡，表明（1）mtROS促进坏死性凋亡的发生，（2）线粒体p53在坏死性凋亡中发挥作用。这两种可能性都得到了大量支持。与第一种可能性一致，mtROS促进坏死小体（包含MLKL和RIPK3（以及RIPK1）的复合物）的形成，并随后激活坏死性凋亡。三羧酸循环（TCA）和氧化磷酸化（OXPHOS）可以增加mtROS的产生，而RIPK3可以促进这些过程以诱导坏死性凋亡。p53促进TCA循环和OXPHOS的能力可能有助于坏死性凋亡的诱导。对于第二种可能性，mtROS刺激p53在线粒体中的积累，p53与CypD结合并打开线粒体通透性转换孔（PTP），导致多种细胞类型的坏死。这种线粒体p53–CypD诱导的坏死主要是坏死性凋亡。RIPK1–RIPK3复合物可以促进DRP1向线粒体的转运，从而增强mtROS和坏死性凋亡。p53还直接或间接促进DRP1在线粒体中的活性，这可能随后增强心肌细胞中的坏死性凋亡。有趣的是，在氧化应激下，DRP1促进p53的稳定化和线粒体定位。因此，p53和DRP1可能形成正反馈环以增强坏死性凋亡。在某些条件下，自噬机制与坏死小体结合以促进坏死性凋亡。线粒体自噬（mitophagy）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自噬，可降解受损的线粒体。理论上，线粒体自噬可以通过降低ROS水平来保护细胞免受坏死性凋亡。然而，关于线粒体自噬在坏死性凋亡中的作用，已有报道存在争议。由于p53对自噬（包括线粒体自噬）具有双向作用（促进或抑制），p53是否以及如何通过介导自噬影响坏死性凋亡需要进一步阐明。此外，p53可以被代谢应激和缺氧激活，这些条件也刺激坏死性凋亡。p53是否在代谢应激相关和缺氧相关的坏死性凋亡中发挥作用仍不明确。此外，p53是否在特定条件下抑制坏死性凋亡仍有待研究。2、p53在坏死性凋亡中受到的调节许多因素可以影响p53介导的坏死性凋亡。在复发性乳腺癌细胞中，组蛋白甲基转移酶G9a的活性是抑制促炎基因所必需的。G9a缺失激活TNF诱导的坏死性凋亡，该过程依赖于p53活性，并降低肿瘤细胞的存活率。用化疗药物放线菌素D处理肝癌细胞，部分通过CHK1激活的p53刺激坏死性凋亡，这是放线菌素D抗肿瘤作用的基础。在皮质神经元中，出生后敲除Akirin2触发p53依赖的坏死性凋亡和神经退行性病变，这可以通过降低p53蛋白水平来回复。类似地，p53诱导的坏死性凋亡通过去除视锥光感受器和双极神经元导致视网膜退行性疾病，这一过程被BMI1抑制。在神经元缺血应激期间，DAPK1与皮质神经元中的p53相互作用并磷酸化p53 Ser23。这种修饰促进了核p53激活的凋亡和线粒体p53触发的坏死性凋亡，共同导致神经元损伤。三、p53与细胞焦亡细胞焦亡最早于20世纪末被报道，并于2001年正式命名。细胞焦亡是一种由gasdermin蛋白调控的促炎性非凋亡性细胞死亡形式。它主要作为对多种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和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的先天免疫反应发挥作用，同时在器官损伤和癌症中也具有作用。典型的细胞焦亡由PAMPs或DAMPs被炎症小体传感器（如NLRP3）识别而启动。NLRP3随后招募适配蛋白ASC（也称为PYCARD）和半胱天冬酶-1前体（pro-caspase-1）形成炎症小体，在其中caspase-1被激活。此外，脂多糖（LPS）可以直接激活人类中的caspase-4和caspase-5，或小鼠中的caspase-11，而无需炎症小体的组装。激活的caspase-1、caspase-4、caspase-5或caspase-11切割gasdermin D（GSDMD）释放其活性N端（GSDMD-N），后者寡聚化并在细胞质膜上形成孔道，最终诱导细胞死亡。最新进展表明，细胞焦亡的激活存在别的途径。1、p53在细胞焦亡中的作用p53在细胞焦亡中的作用相较于其在铁死亡和坏死性凋亡中的作用尚不明确。研究发现，p53能够激活多种细胞焦亡调控因子的表达，如NLRP3、caspase-1和GSDME，这些因子在不同细胞类型中可能促进细胞焦亡。与这些数据一致，p53被报道在非小细胞肺癌中促进细胞焦亡。p53的mRNA水平与NLRP3、ASC和caspase-1的mRNA水平呈正相关，而p53的缺失消除了LPS诱导的细胞焦亡。在另一项研究中，放线菌素D和Nutlin-3a被用于协同激活p53，导致caspase-1前体和NLRP1的上调。然而，未检测到激活的caspase-1，这可能是因为激活的p53通过增加细胞焦亡因子的水平建立了细胞焦亡的预备状态；随后，细胞焦亡将在适当的触发条件下被迅速诱导。这一过程可能帮助细胞准备应对感染，因此研究p53如何响应病原体感染和炎症，以及是否可以因此激活细胞焦亡具有重要意义。有趣的是，NLRP3能够稳定并激活p53。这些结果表明，p53和NLRP3在正反馈环中相互调控，可能增强NLRP3诱导的细胞焦亡。在多形性胶质母细胞瘤中，苯并咪唑类药物的治疗通过激活p53随后同时诱导凋亡和细胞焦亡发挥肿瘤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p53介导的细胞周期阻滞促进了苯并咪唑触发的细胞焦亡。然而，其潜在机制仍需进一步阐明。p53在某些条件下抑制细胞焦亡的潜力也值得研究。2、p53在细胞焦亡受到的调控已发现多种p53调控因子能够影响p53介导的细胞焦亡。在巨噬细胞中，MUFAs可以结合FABP4并限制赖氨酸去乙酰化酶sirtuin 1的活性，导致p53乙酰化和激活。激活的p53随后通过增加ASC的表达促进炎症小体组装和细胞焦亡。类似地，在LPS–D-半乳糖胺诱导的急性肝衰竭小鼠模型中，sirtuin 1通过sirtuin 1–p53–GPX4–GSDMD途径抑制p53诱导的铁死亡和细胞焦亡。该研究还揭示了p53触发的铁死亡与p53触发的细胞焦亡之间的crosstalk。lncRNA MEG3能够稳定p53。在透明细胞肾细胞癌中，MEG3下调导致p53水平降低、p53相关的细胞焦亡受抑制以及细胞增殖增加。p53聚集抑制剂ReACp53能够挽救由MEG3缺失引起的表型，表明触发细胞焦亡可能是治疗p53聚集相关肿瘤的有效方法。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激活p53，MEG3还可以促进铁死亡。在杜氏利什曼原虫感染的THP-1和J774A.1细胞系中，BLIMP-1负责抑制p53表达，减少ROS产生和NLRP3激活，并抑制细胞焦亡。这些结果解释了杜氏利什曼原虫在感染过程中如何避免先天免疫和细胞焦亡，为内脏利什曼病的治疗提供了信息。在哮喘小鼠模型中，KIF23的缺失抑制了支气管上皮细胞中的炎症和细胞焦亡，从而缓解了哮喘症状。有趣的是，p53水平随着KIF23的缺失而降低。p53水平的下降是否有助于细胞焦亡的抑制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KIF23是p53的转录抑制靶标。p53–KIF23负反馈环的病理相关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四、p53 调节的其它非凋亡性细胞死亡除了铁死亡、坏死性凋亡和细胞焦亡之外，p53 还参与其他 NACD，比如自噬依赖性细胞死亡（autophagy-dependent cell death）, 内吞性细胞死亡（entotic cell death），PARP-1依赖性细胞死亡（parthanatos）和副凋亡（paraptosis），另外还可能调节泛凋亡，铜死亡（cuproptosis）和双硫死亡（disulfidptosis）。1、 p53 调节的自噬依赖性细胞死亡（autophagy-dependent cell death）自噬是一种保守的分解代谢过程，通过降解细胞质物质以供再利用。自噬始于一个孤立的膜结构，逐渐扩展形成吞噬泡（phagophore），最终形成自噬体（autophagosome）。在此过程中，自噬底物被包裹并随后递送至溶酶体进行降解。通常，自噬在应激（特别是营养缺乏）条件下促进细胞存活。然而，失调或过度的自噬可能导致细胞通过自噬依赖性细胞死亡而消亡。由于p53通过多种机制调控自噬，它也参与了自噬依赖性细胞死亡。当HCT116细胞用SPHK1抑制剂处理时，p53激活自噬依赖性细胞死亡，这一过程通过敲除自噬的两个关键调控因子beclin 1和ATG5得以挽救。p53还通过激活BNIP3L触发的线粒体自噬在结肠癌细胞中诱导自噬依赖性细胞死亡。p53可能通过转录激活TP53INP1在多种细胞类型中促进自噬依赖性细胞死亡。抗肿瘤药物人参皂苷Rh4和白藜芦醇分别激活p53并在结直肠癌细胞和肺腺癌细胞中诱导自噬依赖性细胞死亡。需要强调的是，自噬介导的细胞死亡不一定是“自噬依赖性细胞死亡”：它可能涉及其他细胞死亡模式，如凋亡和铁死亡。因此，当p53调控的自噬导致细胞死亡时，区分发生的是哪种类型的细胞死亡至关重要。2、p53调控的内吞性细胞死亡（entotic cell death）Entosis是一个活细胞被非吞噬细胞吞噬形成“细胞内细胞”结构的过程。细胞骨架重排介导的细胞侵袭在entosis中起关键作用。通常（但不总是），内化的细胞将通过entotic细胞死亡而消亡。在有DNA损伤的有丝分裂上皮细胞中，p53通过激活RND3促进entotic细胞死亡。这一作用消除了非整倍体子细胞以维持基因组完整性。有趣的是，突变体p53也被报道促进entosis的形态特征——细胞内细胞结构——这可能具有促肿瘤作用，因为内化的细胞可能以某种方式逃避细胞死亡。此外，p53驱动的皮质祖细胞entotic细胞死亡与PALS1相关的小头畸形有关。3、p53调控的PARP-1依赖性细胞死亡（parthanatos）在轻度DNA损伤后，PARP1被激活以修复DNA并促进细胞存活。然而，当DNA损伤广泛存在时，PARP1被过度激活并产生过量的聚（ADP-核糖）（PAR）聚合物，这些聚合物促进线粒体中AIF的释放。在细胞质中，AIF与MIF结合，AIF–MIF复合物转运到细胞核中将基因组DNA切割成大片段，导致parthanatos。在人类结直肠癌和乳腺癌细胞以及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中，p53可以通过促进PARP1的酶活性来响应ROS诱导的DNA损伤，从而激活parthanatos。在CRC中，当激酶AKT被抑制时，p53还通过与PARP1直接相互作用促进PAR的聚合，从而激活parthanatos，这一过程阻碍了CRC细胞的生长。此外，p53可能通过转录激活AIF来促进parthanatos。然而，有报道显示，在存在BRAF V600E突变的情况下，p53缺失使肿瘤细胞对ETS抑制剂诱导的parthanatos更加敏感。因此，p53在parthanatos触发的肿瘤抑制中是被激活还是被抑制，可能取决于具体情况。4、p53调控的副凋亡（paraptosis）Paraptosis是一种不依赖于半胱天冬酶的NACD；它可以由许多化学化合物和各种应激（如氧化应激和内质网应激）诱导。paraptosis的分子机制细节尚不明确。paraptosis的关键形态特征包括通常与ER和/或线粒体肿胀相关的细胞质空泡化。在CRC细胞中，人参皂苷Rh2处理诱导了p53依赖的凋亡和paraptosis，共同实现了抗肿瘤效果。然而，p53诱导的空泡形成和paraptosis的确切机制仍不清楚。5、p53在调控泛凋亡、铜死亡和双硫死亡中的潜在作用泛凋亡PANoptosis是一种先天免疫炎症性细胞死亡，涉及细胞焦亡、凋亡和坏死性凋亡之间的crosstalk。因此，它具有这三种细胞死亡模式的特征，但不能单独用其中任何一种来解释。PANoptosis的分子机制围绕多种PANoptosome的形成，这些平台整合了细胞焦亡、凋亡和坏死性凋亡信号。由于p53是这三种细胞死亡模式的有效调控因子，因此可以合理推测p53也可以调控PANoptosis。铜死亡是一种依赖铜的NACD。细胞内铜水平的异常增加促进三羧酸循环（TCA）中脂酰化蛋白（特别是DLAT）的聚集，导致蛋白毒性应激并最终引发铜死亡。尽管缺乏直接证据，但p53被认为在调控铜死亡中具有重要作用。（注：复旦大学的周祥教授课题组近期在 Mol Cell发文首次证明p53的确可以激活铜死亡）双硫死亡是一种在葡萄糖饥饿条件下由过量二硫化物触发的NACD，通常发生在高表达SLC7A11的细胞中。p53可能通过抑制SLC7A11表达来增强细胞对二硫化物死亡的抵抗。在p53缺陷的癌细胞中，SLC7A11水平升高可能使细胞对二硫化物死亡更加敏感，这为治疗这些癌症提供了一个潜在的治疗弱点。五、靶向p53调控的非凋亡性细胞死亡用于疾病治疗由于p53介导的NACD与多种疾病的病理相关，大量研究致力于开发靶向p53-NACDs的治疗药物。在本节中，我们以p53调控的铁死亡、坏死性凋亡和细胞焦亡为例，展示这一方法在临床应用中具有的巨大潜力。1、靶向p53调控的铁死亡癌症是与靶向铁死亡最相关的疾病。许多药物已被发现能够通过激活p53介导的铁死亡来杀死癌细胞。例如，gambogenic acid通过激活p53在上皮-间质转化细胞中触发铁死亡，从而抑制黑色素瘤的转移。抗寄生虫药物氟苯达唑通过激活p53同时诱导铁死亡和细胞周期阻滞，有效抑制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的肿瘤生长。三萜皂苷衍生物D13通过激活p53调控的铁死亡和凋亡，表现出强大的杀伤多药耐药癌细胞的功效。p53激活的铁死亡还可以与其他药物联合用于治疗癌症。PARP抑制剂在治疗保留野生型BRCA1和BRCA2基因的卵巢癌中效果较差。有趣的是，研究发现PARP抑制剂奥拉帕尼通过激活p53在BRCA功能正常的卵巢癌中诱导铁死亡。奥拉帕尼与铁死亡诱导剂FINs联合治疗对这些癌细胞具有协同杀伤作用。双重靶向PI3K和HDAC的抑制剂BEBT-908可以通过乙酰化p53促进铁死亡。重要的是，铁死亡的诱导可能建立促炎性肿瘤微环境，从而增强免疫治疗的效果。然而，病理激活的中性粒细胞中的铁死亡可能负调控抗肿瘤免疫。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实现p53激活药物的癌细胞特异性递送至关重要。此外，铁死亡是p53在放疗中抗肿瘤作用的基础。表达突变体p53的癌细胞可能因p53诱导的铁死亡缺失而对放疗产生耐药性，因此可以将FINs与放疗联合用于治疗这些癌症。除了癌症，通过Nutlin-3激活p53调控的铁死亡有助于阻断疟原虫的肝脏阶段感染。尽管p53介导的铁死亡在上述情况下对健康有益，但其在正常细胞中的异常诱导可能导致器官损伤或神经退行性疾病（NDD）。在这些情况下，应避免铁死亡。在叶酸诱导的急性肾损伤中，补充α-硫辛酸有效抑制p53介导的铁死亡，从而减轻肾损伤。在阿尔茨海默病小鼠模型中，芍药苷通过直接结合p53并抑制铁死亡，促进认知行为的改善。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大多数通过p53介导铁死亡的药物都是通过p53抑制经典的SLC7A11–GPX4途径发挥作用。然而，正如我们所讨论的，非经典铁死亡途径在p53功能中具有重要作用。因此，也应关注p53调控的这些非经典铁死亡途径及其治疗潜力。2、靶向p53调控的坏死性凋亡坏死性凋亡既可能具有肿瘤抑制作用，也可能具有促肿瘤作用。然而，目前的研究表明，p53介导的坏死性凋亡主要具有肿瘤抑制作用。p53激活的坏死性凋亡可能与p53的其他功能协同作用以消除癌细胞。在胶质母细胞瘤中，免疫调节药物FTY720通过ROS–JNK–p53途径诱导坏死性凋亡，从而抑制肿瘤生长。在胶质瘤中，沙利霉素介导p53向线粒体的转运，p53在线粒体中与CypD相互作用并诱导线粒体通透性转换孔（PTP）相关的坏死性凋亡。在人类T细胞白血病病毒1型转化的成人T细胞白血病细胞中，DHODH抑制剂BAY2402234通过诱导多种细胞死亡模式（包括凋亡、铁死亡和坏死性凋亡）显示出治疗价值。有趣的是，BAY2402234处理也会激活p53。p53是否参与了BAY2402234触发的坏死性凋亡需要进一步研究。治疗神经母细胞瘤，激活p53可能是一种有前景的方法。此外，诱导坏死性凋亡可能对神经母细胞瘤具有新的治疗效果。因此，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激活p53调控的坏死性凋亡有效根除神经母细胞瘤细胞将是一个有趣的课题。与p53激活的铁死亡类似，p53诱导的坏死性凋亡也可能对正常器官造成损伤。例如，p53促进坏死性凋亡，从而加重酒精性肝病（ALD）。姜黄素通过增加NRF2的表达来改善ALD，NRF2抑制p53的活性。CypD诱导的坏死性凋亡与多种脑疾病（如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环孢素A（CsA）和其他配体可以破坏CypD–p53复合物。这些抑制线粒体CypD–p53相互作用的药物可能有助于治疗由CypD–p53–坏死性凋亡轴引起的疾病。3、靶向p53调控的细胞焦亡在结直肠癌中，人参皂苷Rh3通过STAT3–p53–NRF2途径同时激活细胞焦亡和铁死亡，从而抑制癌细胞的生长。p53激活的自噬有助于细胞焦亡，可能导致高尿酸血症肾病。自噬抑制剂3-甲基腺嘌呤可以有效保护肾脏免受细胞焦亡的影响，并改善近端肾小管细胞中的高尿酸血症肾病。在大肠杆菌感染后，p53诱导的细胞周期阻滞和凋亡可能导致牛乳腺上皮细胞中的细胞焦亡。靶向p53或细胞焦亡的特异性抑制剂可能具有预防大肠杆菌诱导的牛乳腺炎的潜力。Curaxin CBL0137是一种p53激活药物。CBL0137诱导caspase-3–GSDME依赖的细胞焦亡，从而杀死卵巢癌细胞。这一效应依赖于p53靶基因BAX在线粒体膜上的积累。p53–BAX轴可能是CBL0137治疗引起的细胞焦亡的部分机制。总之，目前存在多种针对p53介导的非凋亡性细胞死亡（NACDs）的治疗方法，适用于不同的病理条件。未来，希望更多具有这种活性的药物能够造福于患有相关疾病的个体。六、结论与未来展望在过去几年中，关于p53调控的铁死亡、坏死性凋亡、细胞焦亡及其他非凋亡性细胞死亡的机制、调控和治疗意义，我们已经获得了许多见解。然而，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以下是其中一些主要问题的讨论。从概念上讲，为什么p53能够调控如此多的细胞死亡途径？一种可能性是，作为细胞的守护者，p53必须有效清除受损细胞；诱导不同类型的细胞死亡可以确保这一任务的完成。p53在铁死亡中的作用已被深入研究。然而，我们对p53在其他NACDs中的功能机制及其生理或病理相关性的理解仍然较为初步。需要更多努力来阐明这些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许多受p53抑制的靶基因，如SLC7A11、VKORC1L1和PHGDH，对p53调控的NACD有重要贡献。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受p53激活的靶基因上，未来应更多关注p53在NACD中抑制的靶标。值得注意的是，p53在NACDs中影响的许多靶标并非p53的直接转录靶基因，而是p53通过间接方式来影响它们的表达。从机制上讲，一个主要研究任务是识别在特定条件下决定p53激活的特定NACD类型的因子。刺激和其他上游信号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然而，某些刺激（如DNA损伤和ROS）和信号通路（如TNF和TLR通路）可能影响不同的细胞死亡模式。一个相关的问题是，p53对NACDs的某些调控效应表现出细胞类型特异性或组织特异性。不同的应激和信号与其他细胞类型特异性或组织特异性调控因子协同作用，汇聚于p53，以context-dependent的方式促进特定的NACD。例如，在应对DNA损伤或ROS等急性应激时，p53可以同时诱导凋亡和铁死亡以清除应激细胞。在这些应激条件下，哪种细胞死亡途径占主导地位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p53似乎倾向于在应对氧化应激时诱导铁死亡，如在培养的癌细胞中用TBH处理时，p53调控的铁死亡可能在时间上先于凋亡。除了相对研究较多的凋亡和铁死亡外，p53的某些翻译后修饰（PTMs）或辅因子是否特异性地影响某些类型的细胞死亡？明确p53介导的NACD的调控机制和context依赖性是开发靶向这些途径的治疗药物的前提。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同的细胞死亡途径可以相互作用。鉴于p53调控的细胞死亡途径可能共享共同的上游触发因素或重叠的分子机制，这些途径之间的crosstalk是可能的。进一步探索这一可能性在未来将具有重要意义。在治疗上，靶向p53–NACD途径不仅补充了现有的临床治疗手段，如癌症治疗中的凋亡诱导药物，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具有独特优势。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大多数治疗药物针对的是表达未突变p53的癌细胞。然而，这些癌细胞通常采用多种机制来减弱野生型p53的活性，这对实现最佳的p53激活提出了挑战。更重要的是，p53在癌症中经常发生突变或缺失。在这些情况下开发靶向p53–NACD的治疗方法具有重要价值。不幸的是，目前在这些癌细胞中恢复野生型p53活性的策略尚不完全令人满意。联合治疗为克服这些障碍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途径。此外，p53–NACD途径仅部分贡献于上述大多数靶向药物的治疗效果。这些药物还影响p53的其他功能，甚至涉及p53非依赖的机制。因此，一个关键目标仍然是特异性靶向p53–NACD轴。铁死亡、坏死性凋亡、细胞焦亡和PANoptosis通常被认为是免疫原性细胞死亡（ICD）的形式，这一过程中细胞死亡可以刺激免疫反应。近年来，调节免疫已成为p53的一项功能。确定p53调控的ICD是否有助于局部或全身免疫反应至关重要，因为这可能对癌症治疗具有重要影响，包括p53激活与免疫治疗的潜在组合。如果未来发现p53调控其他NACDs，也不会令人惊讶。要充分理解p53–NACD的联系，并利用p53在这些细胞死亡模式中的力量来治疗疾病，未来还需要大量工作与投入。顾伟教授通讯作者介绍：顾伟教授，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9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95-1998在洛克菲勒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导师为真核生物RNA聚合酶发现者、拉斯克奖得主Robert Roeder教授）。1999年入职哥伦比亚大学。2007年至今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担任正教授、哥伦比亚大学InstituteforCancerGenetics的Abraham and Mildred Goldstein教授。顾伟教授主要从事p53在肿瘤抑制中的功能研究。他在p53相关调控通路（如乙酰化和泛素化）以及铁死亡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在 Cell、Nature、Science、CancerCell、Nature Cell Biology、Nature Cancer、Cell Metabolism和Molecular Cell等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60余篇，包括以通讯作者在Cell（7篇）、Nature（6篇）和Science（1篇）发表论文14篇，论文总被引超过62000次，H指数101，并担任Cell、Nature和Science等国际权威期刊的审稿人。原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0-025-00842-3设置星标，不错过精彩推文开放转载欢迎转发到朋友圈和微信群 微信加群 为促进前沿研究的传播和交流，我们组建了多个专业交流群，长按下方二维码，即可添加小编微信进群，由于申请人数较多，添加微信时请备注：学校/专业/姓名，如果是PI/教授，还请注明。点在看，传递你的品味

2024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亚洲年会（ESMO ASIA）将于当地时间12月6-8日在新加坡召开。大会致力于为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肿瘤学专家、学者和临床医生提供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结合亚洲地区的癌症流行病学特征、临床实践差异及治疗挑战，对全球顶尖的肿瘤学研究成果和最新治疗进展进行收集与探讨。 翰森制药原研创新药阿美替尼7项创新成果入选本届盛会，包括1篇迷你口头报告和6篇常规摘要，展示了阿美替尼在非小细胞肺癌中腺鳞癌、联合用药（A+T/T+C）、多原发癌和高剂量用药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阿美替尼一线治疗EGFR突变肺腺鳞癌：多中心、单臂、前瞻性研究（ARISE）总生存期更新 编号：698P 作者：张龙凤/林根（福建省肿瘤医院） 向上滑动阅览 【研究背景】 肺腺鳞癌（ASC）是一种罕见的肺癌,由鳞状细胞癌和腺癌组成。在亚洲人群中，ASC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率约为15.4%到44%。ARISE研究（NCT04354961）旨在评估阿美替尼作为EGFR突变肺腺鳞癌（ASC）患者一线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其主要疗效结果已于2023 WCLC大会上公布。本文是对ARISE研究中总生存期数据的更新进行报告。 【研究介绍】 本研究为多中心，单臂探索研究，纳入组织学确诊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肺腺鳞癌且携带EGFR敏感突变、既往未接受过治疗的患者。无症状或稳定的中枢神经系统（CNS）转移患者符合入组条件。患者接受阿美替尼110 mg口服，每日一次，直至疾病进展或出现不可耐受的毒性。基于RECIST 1.1标准，由BICR每6周进行一次随访评估病灶。主要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PFS）。次要终点包括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总生存期（OS）和安全性。 【研究结果】 研究共招募了18名受试者，最终入组12名（中位年龄66岁，男性占58.3%），其中7名患者为19号外显子缺失，5名患者为L858R突变。截至数据截止日期（2024年7月），中位随访时间为29个月。靶病灶的最佳疗效与之前的评估结果保持一致。12名患者中有7名达到PR，客观缓解率（ORR）为58.3%，疾病控制率（DCR）为83.3%。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1.1个月，而中位总生存期（OS）为16.7个月。 携带EGFR 19del（58.3%）突变更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生存获益，其mPFS为15.1个月，中位OS尚未达到。基线存在CNS转移的3名患者中有1名实现颅内完全缓解。83.3%患者发生了任何级别的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RAEs），未检测到新的安全性信号。最常见的TRAEs为贫血（27.3%）和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18.2%）。未发生治疗相关性死亡。 【研究结论】 这是首个阿美替尼治疗携带EGFR敏感突变的肺鳞癌（ASC）患者的前瞻性高级别临床证据。研究结果表明阿美替尼耐受性良好，且有良好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当然，鉴于肺鳞癌相比纯腺癌预后较差，仍需要探索更多或可提高生存期的治疗方案，如联合治疗等。 研究数据2 阿美替尼联合安罗替尼一线治疗EGFRm伴脑转移NSCLC（Alot Brain）:一项单臂II期研究（GASTO 1063）（数据更新） 编号：683P 作者：陈丽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向上滑动阅览 【研究背景】 EGFR突变NSCLC伴脑转移的患者疗效和预后通常较差。阿美替尼经证实具有较好的颅内疗效，并且，阿美替尼与安罗替尼的联合治疗或许可以通过多种机制发挥协同抗肿瘤作用。为此，我们进行了一项前瞻性II期临床研究，探讨阿美替尼联合安罗替尼治疗NSCLC伴脑转移的颅内疗效。先前的研究结果已有报道，此次我们进行了数据更新。 【研究简介】 本研究纳入未接受系统治疗的EGFR突变阳性NSCLC脑转移患者。所有患者接受阿美替尼（110mg /天）联合安罗替尼（根据患者BSA选择10mg或者12mg剂量，第1-14天每天一次口服，3周为一个周期）治疗。主要研究终点为iPFS。次要研究终点包括iORR、iDCR、PFS、OS和QoL。 【研究结果】 在数据截止时（2024年5月），共招募75名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9.2个月（2.6-33.4个月）。中位年龄为60岁（28-75岁），女性占54.7%。74例（98.7%）患者携带19del（50.7%）或L858R突变（48.0%）。24名患者伴有脑水肿。67名患者可进行颅内疗效评估，总体ORR为79.1%（95%CI: 67.4-88.1），总体DCR为98.5%（95%CI: 92.0-100）。中位PFS为15.9个月（95%CI: 9.2-22.6），但中位iPFS未达到。iORR为77.6%（95%CI: 65.8-86.9），iDCR为100%（95%CI: 94.6-100）。其中，寡转移或多发脑转移患者的iORR分别为70.0%（95%CI:34.8-93.3）和78.9%（95%CI:66.1-88.6）。脑水肿患者的iORR为90.5%（95%CI:69.6-98.8）。19del组和L858R组的iORR分别为88.6%（95%CI:73.3-96.8）和64.5%（95%CI:45.4-80.8）。此外，对49名患者进行了NGS检测。TP53共突变患者的iORR为79.2% （95%CI:57.8-92.9）。最常见的不良事件是1/2级高血压（22.7%）。 【研究结果】 阿美替尼联合安罗替尼作为EGFR突变的NSCLC脑转移患者的一线治疗，无论是多发性脑转移还是寡转移，都显示出令人满意的结果，并且在脑水肿及19del阳性患者中可能表现出更好的疗效。TP53共突变的患者仍可从联合治疗中获益。未来研究将继续入组并探索更多数据。 研究数据3 阿美替尼联合安罗替尼一线治疗晚期EGFR突变NSCLC患者:一项Ⅱ期临床研究(ALWAYS) 编号：697P 作者：陈华林（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向上滑动阅览 【研究背景】 阿美替尼在EGFR突变NSCLC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安罗替尼是一种口服小分子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具有抗肿瘤血管生成和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两种不同作用机制的靶向药物联合使用可能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然而目前仅有限的证据表明阿美替尼联合安罗替尼一线治疗EGFR突变NSCLC的疗效。所以我们进行ALWAYS研究，旨在评估阿美替尼联合安罗替尼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并为进一步延长EGFR突变晚期NSCLC患者一线治疗的无进展生存期（PFS）提供新思路。 【研究简介】 ALWAYS 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单臂、开放性II期临床研究，纳入未经治疗的晚期EGFR 突变NSCLC患者。所有患者均接受阿美替尼（110mg，口服，1次/天）联合安罗替尼（12mg ，口服，1次/天，服用2周停1周）治疗，直至疾病进展或发生无法耐受的毒性。主要研究终点为PFS，次要研究终点包括ORR、DCR、OS、DoR和安全性。 【研究结果】 本研究共招募26例患者，中位年龄67.5岁（31-81岁），男性16名（61.5%）。总体人群中，从不吸烟的患者有19名（73.1%），脑转移的患者17名（65.4%），25名（94.8%）患者为EGFR经典突变，其中19del占42.3%，21L858R突变患者占53.8%。截止2024年3月12日，接受阿美替尼和安罗替尼联合治疗的患者的ORR和DCR分别为96.15% (95% CI: 80.4%-99.9%)和100% (95% CI: 86.8%-100%)。对17例脑转移患者进行颅内靶病变评估，iORR为76.47% (95% CI:50.1%-93.2%)， iDCR为100% (95% CI: 80.5%-100.00%)。中位PFS为23.0个月(95% CI: 19.8-23.8)。联合治疗期间未发生≥3级不良事件，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皮疹、瘙痒和腹泻。 【研究结论】 ALWAYS研究表明，阿美替尼联合安罗作为一线治疗晚期EGFR突变NSCLC具有良好的抗肿瘤活性且安全可控。此外联合治疗对NSCLC伴脑转移的患者也显示出临床获益。 病例报道1 阿美替尼治疗具有原发性EGFR T790M突变的乳腺癌与肺癌多原发癌(MPC)患者（病例报告） 编号：YO29 作者：陈衍/孔胜男（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向上滑动阅览 【背景介绍】 原发性EGFR T790M突变NSCLC一线治疗仍然缺乏标准治疗推荐，尤其是在乳腺和肺部的多原发癌中。 【病例介绍】 2022年8月，一名58岁女性以阴道出血为首发症状。既往史：2021年因宫颈CIN3级累及腺体接受“全子宫切除术”。否认肿瘤相关家族史。 院内病理科会诊：盆腔包块穿刺组织中查到中-低分化腺癌，部分为微乳头状癌，符合转移性腺癌，建议结合临床查肺脏。免疫组化：TTF-1和NapsinA (弥漫+)，DPC4 (+)，GCDFP15、SOX10、Mammaglobin、SP-B、SATB2和TRPS1 (均-)。 经检查，该患者被诊断为：肺恶性肿瘤（T4N2M1，IV期）、乳腺恶性肿瘤（T2N1Mx）、淋巴结/骨/肾上腺/盆腔/肺/脑多发继发恶性肿瘤，全子宫切除术后。 治疗方案：该患者为肺腺癌IV期，乳腺癌（cT2N1Mx Luminal B型）双原发肿瘤诊断明确。对于肺癌IV期，2022-10-23开始予以培美曲塞联合卡铂治疗1周期，同时使用氟维司群。完善基因检测提示存在原发性EGFR T790M和L858R突变同时存在，随后予以患者阿美替尼（110mg/日）治疗至今；对于乳腺癌（cT2N1Mx Luminal B型），考虑患者前期应用来曲唑治疗后乳腺肿块较前增大，故予以患者氟维司群 （500mg 1次/28天）内分泌治疗。 疗效评价：肺部病变、肺门及纵膈淋巴结、盆腔软组织包块消失至今；左侧肾上腺病灶缩小，颅内病灶减小；乳腺超声提示左乳外上象限的实性包块缩小。整体评价为部分缓解（PR）。 治疗期间给予营养心肌、保肝、抑酸、升血小板等对症治疗。截至目前,该患者PFS已超过21个月，仍在密切持续随访中。 【病例结论】 本病例首次报道了应用阿美替尼治疗具有原发性EGFR T790M突变的乳腺和肺部多原发癌患者，为这类患者的未来生存提供了一种有希望的治疗方法。 病例报道2 高剂量阿美替尼联合抗血管治疗奥希替尼耐药胸膜转移NSCLC 编号：YO31 作者：陈兆鑫/孟弃逸（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 向上滑动阅览 【背景介绍】 阿美替尼和奥希替尼作为第三代不可逆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均已被批准用于治疗EGFR突变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FLAURA China研究中有3例患者因奥希替尼治疗后出现胸腔积液而报告为严重不良事件（SAEs）。前序研究报道，部分病例因奥希替尼治疗不耐受，继而更替为阿美替尼治疗。而且，ACHIEVE研究数据显示了高剂量阿美替尼（165mg，QD）在晚期NSCLC脑转移患者一线治疗的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但是目前高剂量阿美替尼在伴胸膜转移和胸腔积液的晚期NSCLC患者中的疗效尚不清楚。 【研究方法】 本报告为一例长期生存的病例，患者一线接受奥希替尼治疗后出现疾病进展（PD），二线治疗采用阿美替尼联合安罗替尼的方案。 【病例介绍】 一名61岁男性，出现间断咳嗽咳痰3个月和胸闷气短1个月，高血压病史15年，20年吸烟史，50年饮酒史，ECOG PS 1分。胸部CT示右肺下叶肿块，双肺多发结节，右侧胸膜增厚，右胸腔积液，PET-CT示胸膜转移。经诊断为Ⅳ期(cT2N0M1)非小细胞肺癌（NSCLC）伴胸膜转移，胸水包埋的基因检测结果为EGFR 19Del。 患者一线接受奥希替尼（80mg,QD）作为治疗，治疗5周后肺部病灶达到部分缓解（PR）。但后续复查CT显示肺部原发病灶进展，并伴右侧胸腔积液，未见其他新发病灶，PFS1为17个月。患者停用奥希替尼，但由于患者拒绝化疗和基因检测，二线治疗采用高剂量阿美替尼（165mg，QD）联合安罗替尼，1个月后达到疾病稳定（SD）， PFS2为24个月，并在继续随访中。 【病例结论】 本病例表明高剂量阿美替尼联合安罗替尼是治疗奥希替尼耐药晚期NSCLC伴胸膜转移患者的一种潜在可行的治疗方案。 病例报道3 最大化EGFR-TKI初始治疗时长-一例通过剂量加量和联合策略将初始阿美替尼治疗期延长至39个月的病例报道 编号：YO30 作者：王振兴/王跃（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 向上滑动阅览 【背景介绍】 第三代EGFR-TKI已成为携带EGFR突变（19Del/21L858R）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一线首选治疗方案。然而，EGFR-TKI耐药性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且耐药机制各不相同。在EGFR-TKI耐药后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治疗，往往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最大化延缓初始EGFR-TKI耐药性的出现至关重要。增加EGFR-TKI剂量或可为潜在治疗策略，以延缓初始耐药并延长生存获益。 【病例介绍】 患者男，53岁，诊断为右上肺腺癌，临床分期为IVB期（T2aN2M1c），伴有淋巴结转移、肺转移和骨转移。基因检测结果显示存在19del和TP53共突变。 2020年4月26日，患者开始接受阿美替尼110mg QD作为一线治疗。三个月后，胸部CT扫描显示病灶大小减小，达到部分缓解（PR），肿瘤缓解持续时间超过26个月。直至2022年6月23日，患者病情进展，再次行NGS检测发现仍存在19del合并TP53共突变。于是将阿美替尼剂量增至165mg进行再挑战治疗，肿瘤大小保持稳定长达11个月，且患者未出现任何明显症状。2023年5月9日，患者疾病再次进展。在继续服用165mg阿美替尼的基础上，加用卡铂（400mg）和培美曲塞（0.8g）进行四个周期的化疗。截至数据截止时，患者仍处于持续PR，并在随访中，安全性指标可接受。 【病例结论】 在第三代EGFR-TKI出现耐药后，及时明确耐药机制至关重要。对于仍携带敏感基因突变的患者，增加EGFR-TKI治疗剂量或联合化疗是后续治疗有价值的选择。 研究设计 阿美替尼联合节拍性口服长春瑞滨和一种铂类药物治疗初治EGFR突变晚期NSCLC的 II 期研究 编号：724TiP 作者：候新丽（陕西汉中中心医院） 向上滑动阅览 【设计背景】 OPAL和FLAURA2研究显示，与奥希替尼单药相比，奥希替尼联合含铂双药化疗显著延长患者的PFS。然而，更长的PFS获益是以更高的毒性为代价，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从5%到19%不等。此外，患者需在长达2年中，每3周接受一次静脉注射，这极大降低了治疗便捷性和患者依从性。NCT04646824研究结果提示，阿美替尼联合含铂双药化疗为晚期EGFR突变NSCLC提供了一种有前景的治疗策略，即使对CNS转移(ORR 89.4%)或携带TP53突变(ORR 92.3%)的患者，也显示出优异的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尤其是3-4级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2.9%)仅为OPAL研究的1/7 。 口服长春瑞滨联合顺铂作为NSCLC一线治疗，在既往研究中被证明无论患者的组织学亚型如何，均可使患者获益。而节拍化疗作为一种细胞毒药物的低剂量、高频率、持续性给药方式，具有直接抑制肿瘤细胞、抗血管生成活性、免疫激活和较好的耐受性。基于以上，本前瞻性、多中心、双臂研究旨在EGFR突变的ⅢB-Ⅳ期NSCLC患者中，评估阿美替尼联合节拍性口服长春瑞滨和一种铂类药物，对比阿美替尼单药的疗效和安全性。 【研究设计】 约80例EGFR突变阳性ⅢB-Ⅳ期NSCLC患者将自愿接受联合治疗(A组)或阿美替尼单药治疗(B组)。A组患者将接受阿美替尼(110mg，每日1次)联合口服长春瑞滨节拍化疗（40mg，tiw）联合卡铂/顺铂4周期化疗；B组将接受单药阿美替尼(110mg，每日1次)。主要研究终点为PFS。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我们希望为EGFR突变晚期NSCLC探索出一种更有效、更低毒、更便捷的联合治疗方法。 关于翰森 翰森制药是中国领先的创新驱动型制药企业，下属豪森药业、常州恒邦药业、翰森生物医药等子公司，重点关注抗肿瘤、抗感染、中枢神经系统、代谢及自身免疫等重大疾病治疗领域，致力于通过持续创新提高人类生命质量。截至2024上半年，公司已上市7款创新药，创新产品营收占比达77.4%。公司连续多年位居全球制药企业百强、中国医药研发产品线最佳工业企业前3强，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公司于2019年6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03692.HK）。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cn.hspharm.com/。 声明：1、翰森制药不推荐任何未获批药品使用或未获批适应症用药。 2、本新闻稿中的医疗信息仅供信息和新闻报道使用，不用于广告目的，不要将其用于医疗保健或诊断建议。 前瞻性说明 本新闻稿旨在提供关于翰森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公司（包括其子公司，统称为“翰森制药”）的信息。它不构成对翰森制药或任何投资建议的信息披露。 本新闻稿包含的信息可能包括与翰森制药业务和产品前景、计划、信念、预期和策略相关的前瞻性声明。这些声明是基于推测性假设的预测，并不保证未来的表现。它们受到诸如科学、商业、政治、经济、财务、法律因素以及竞争环境和社会条件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些因素很多都是翰森制药无法控制且难以预测的，因此实际结果可能与此处所述有显著差异，且过去的证券价格趋势不应作为未来行情的指导。因此，投资者在使用这些信息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行事。“致力于”“预期”“相信”“预测”“意图”“预计”“可能”“将”“应该”“计划”“继续”“目标”“考虑”“估计”“指导”“潜在”“追求”以及于任何未来计划、行动或事件的讨论中使用的类似词语和术语，均表示前瞻性声明。 翰森制药不承诺或保证前瞻性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或完整性，并且不承担更新或修订这些前瞻性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