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IL

-01-引言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DCC）是一种有效的细胞毒性机制，主要通过自然杀伤（NK）细胞介导。当特异性抗体结合到靶向细胞膜上以后，免疫细胞通过该反应诱导细胞死亡。这是抗体限制和控制感染的几种主要机制之一。抗体和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通过一个受体家族发生：Fc受体（FcR）。在人类中，IgG的FcR家族（FcγR）由6个受体组成：FcγRI/CD64、FcγRIIa/CD32a、FcγRIIb/CD32b、FcγRIIc/CD32c、FcγRIIIa/CD16a和FcγRIIIb/CD16b，其中CD16a主要负责触发NK细胞介导的ADCC。因此，对CD16a作用机制的了解，有助于我们通过改善单克隆抗体或NK细胞来增强肿瘤免疫治疗药物的ADCC作用。-02-一、ADCC的作用机制NK细胞是一种天然的淋巴细胞，能够非常有效地破坏应激细胞，如病毒感染或肿瘤转化细胞。通常情况下，ADCC效应主要通过结合FCR的抗体激活NK细胞，NK细胞膜上最具特征的FcR就是FcγRIII（CD16），其中NK细胞主要表达CD16a，而CD16b仅限于中性粒细胞。人类NK细胞分为两个主要亚群：CD56bright和CD56dim。CD56brightNK细胞是强有力的细胞因子产生者，但缺乏CD16a；而CD56dim具有高度的细胞毒性，表达D16a。当通过CD16a识别IgG调理的靶点时，NK细胞就会释放不同的细胞毒性分子，从而引发靶细胞的死亡。这种机制依赖于免疫突触的形成和含有穿孔素和颗粒酶的溶解颗粒的脱颗粒。除了脱颗粒外，NK细胞还可以通过将靶死亡受体（如DR4、DR5或Fas）与其死亡受体配体（如FasL和TRAIL）结合来清除靶细胞。-03- 二、CD16a的生物学CD16a是一种跨膜受体，具有短的C-ter胞质尾，并具有两个细胞外Ig样结构域。它的细胞内部分不具有任何信号成分，因此，为了传递信号，它需要两条带有免疫受体酪氨酸基激活基序（ITAM）的信号链。CD16a与IgG的CH2以1:1的方式相互作用，其中CH2上的N297位的 N-聚糖链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也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不仅氨基酸序列，其聚糖组成都可以极大地影响CD16a对Fc的亲和力，从而影响ADCC的效力。CD16a在其细胞质尾部不具有任何ITAM结构域，因此需要两条含有ITAM结构域的细胞内链串联的帮助，CD3ζ和FcϵRIγ。CD16a结合后，属于Src家族的激酶Lck被激活，并磷酸化CD3ζ和/或FcϵRIγ的ITAM结构域。磷酸化的ITAM允许来自Syk家族的激酶招募和磷酸化，例如Syk和ZAP-70，它们反过来负责后续的信号传导。在它们的底物中，PI3K是高度相关的，因为它将PIP2转化为PIP3，PIP3经PLC-γ处理后释放IP3和DAG。DAG激活PKC家族，这有助于触发脱颗粒。IP3诱导钙从内质网释放，这种钙内流是ADCC触发的主要信号之一，也导致核内NFAT易位，诱导其靶基因的转录。CD16a参与激活的其他途径也有助于ADCC，例如ERK2 MAPK途径。CD16a依赖性NK细胞杀伤后，CD16a迅速下调。CD16a脱落的机制之一是由去整合素和金属蛋白酶17（ADAM17）介导的，后者在NK细胞上表达。ADAM17对CD16a的切割发生在顺式结构中，这意味着表达ADAM17的NK细胞不能在另一个NK细胞上诱导CD16a脱落。激活后CD16a下调的另一个机制是内化，这不仅发生在CD16a上，也发生在其他细胞内信号成分上，如CD3ζ、ZAP-70和Syk。-04-三、提高ADCC作用的策略       细胞因子提高ADCC活性的一个简单方法是用促炎细胞因子刺激NK细胞。NK细胞移植已在多个临床试验中成功进行，例如通过输注细胞因子诱导记忆样（CIML）NK细胞，最常用的细胞因子组合包括IL-12、IL-15和IL-18。CIML NK细胞比传统NK细胞表达更多的IFN-γ，对白血病细胞和原发性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母细胞显示出优越的细胞毒性。IL-12会增加NK细胞产生IFN-γ和TNF-α，在一项I/II期临床试验中，西妥昔单抗与IL-12联合应用于无法切除或复发的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患者。与无进展生存期（PFS）小于100天的患者相比， PFS大于100天的患者NK细胞在体外具有更高的ADCC活性。IL-15是NK和CD8+T细胞生存和功能所必需的细胞因子。N-803是一种突变的N72D IL-15超激动剂，在临床前模型和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增强的NK细胞体外和体内活性。此外，它还增加了NK和CD8+T细胞的数量。抑制ADAM17ADAM17是激活后CD16a下调的主要驱动因素。改善NK细胞ADCC的一种策略是通过靶向ADAM17来防止CD16a脱落。研究发现，对NK细胞中使用CRISPR/Cas9技术敲除ADAM17，显示出更好的IFN-γ生成和体内外ADCC活性。然而，也有研究显示，阻断ADAM17降低了NK细胞的存活率以及CD16a介导的连环杀伤，细胞无法与靶细胞分离，阻碍其运动到另一个靶细胞。总之，ADAM17抑制的益处尚不清楚，结果也有争议。这一策略是否能够成功，有待于一项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NCT04023071）结果，该试验将评估携带不可切割CD16a的iPSC衍生NK细胞在AML和B细胞淋巴瘤中的应用。工程化抗体抗体的Fc部分进行工程化改造，可以增加Fc对CD16a的亲和力，并随后改善ADCC。一些突变非常流行，例如，所谓的GASDALIE，由Fc中的4个替换组成：G236A/S239D/A330L/I332E。该突变显示对CD16a的亲和力显著增加，而CD32b亲和力几乎没有增加。另一个突变称为突变体18（F243L/R292P/Y300L/V305I/P396L），ADCC显著增加。这些突变现已作为抗HER2抗体margetuximab进入临床，并在I期治疗各种HER2阳性癌时显示出良好的效果。此外，抗体Fc N-聚糖的糖工程化有望增加对CD16a的亲和力。研究最多的糖修饰是去糖基化，例如去岩藻糖修饰。这种修饰导致与CD16a的结合增加，ADCC改善。这项技术已被用于抗CD20抗体obinutuzumab。NK细胞接合器除了工程化抗体之外，还可以研究抗体的形式。基于双特异性T细胞接合器（BiTE）策略的成功，为NK细胞开发了一种类似的形式，即所谓的双特异性杀伤细胞接合器（BiKE）。BiKE由两个scFv通过连接序列组成，一个单链抗体靶向CD16a，另一个靶向肿瘤抗原。此外，还有三特异性杀伤细胞接合器（TRiKE），有2种肿瘤抗原与CD16a一起被靶向，或者添加IL-15代替第三种单链抗体。这种结构的使用允许NK细胞重新定位到肿瘤细胞，并导致针对靶细胞的强大ADCC作用。AFM13是一种针对CD16a和CD30的双特异性抗体，目前处于临床Ⅱ期，用于治疗外周T细胞淋巴瘤、转化型蕈样变性和霍奇金淋巴瘤。在一项治疗复发或难治性霍奇金淋巴瘤的Ib临床研究中，AFM13与pembrolizumab的联合治疗产生了88%的客观反应率，总反应率为83%。GTB-3550是一种CD16/CD33/IL-15的TRiKE形式，目前正在进行多种类型白血病的I/II期试验研究（NCT03214666）。调节代谢途径代谢失调是肿瘤微环境中免疫抑制的关键驱动因素，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免疫细胞代谢对其功能至关重要。最近，一些代谢药物在增强NK细胞活性方面显示出有希望的结果。二甲双胍，被证明可以增加免疫细胞配体的表达，尤其是ICAM-1的表达。ICAM-1是一种整合素，可以调节淋巴细胞细胞内信号，包括NK细胞。二甲双胍与UCB联合使用扩增NK细胞在体外和体内显示出更高的肿瘤细胞清除率。此外，另一种策略是直接调节NK细胞代谢。cMyc是调节小鼠NK细胞糖酵解和氧磷代谢机制的关键因子，缺乏cMyc会导致NK细胞反应受损。糖原合成酶激酶-3（GSK3）可介导小鼠NK细胞中cMyc的降解。与此一致，在AML患者的NK细胞中检测到GSK3过度表达，并与针对AML细胞的细胞毒性受损有关，GSK3抑制剂可恢复这些NK细胞的活性。目前，一些临床试验正在评估GSK3抑制剂LY2090314对实体癌和血液癌的疗效（NCT01632306、NCT01287520和NCT01214603）。-05-结语自然杀伤细胞是一组独特的抗肿瘤效应细胞，具有不受MHC限制的细胞毒性、产生细胞因子和免疫记忆等功能，使其成为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系统中的关键角色。通过CD16a的ADCC作用是NK细胞发挥效应器功能的主要机制之一。因此，对CD16a的生物学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我们找到增强ADCC作用的策略，从而提高NK细胞的抗肿瘤活性。参考资料：1.From CD16a Biology to 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 Improvement. Front Immunol.2022; 13: 913215.公众号内回复“ADC”或扫描下方图片中的二维码免费下载《抗体偶联药物：从基础到临床》的PDF格式电子书！公众号已建立“小药说药专业交流群”微信行业交流群以及读者交流群，扫描下方小编二维码加入，入行业群请主动告知姓名、工作单位和职务。

本文研究通过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技术为AATD的病理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相关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蛋白质毒性的分子基础，还为未来开发新型治疗策略提供了潜在的靶点。 在当今医学研究的前沿，蛋白质组学技术正逐渐成为解码生命奥秘的关键工具，从阿尔茨海默病到帕金森病，蛋白质折叠错误和聚集一直是许多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核心问题。而在肝脏疾病研究领域，α1-抗胰蛋白酶缺乏症（AATD）作为一种典型的蛋白质折叠疾病也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广泛关注。AATD患者由于基因突变会导致α1-抗胰蛋白酶在肝脏细胞中异常积累，进而引发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然而这一过程背后的分子机制研究人员并不完全清楚。 近日，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Nature上题为“Deep Visual Proteomics maps proteotoxicity in a genetic liver disease”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德国马普生化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们进行了一项突破性研究，他们利用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Deep Visual Proteomics, DVP）技术为AATD发生的病理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相关研究不仅揭示了AATD中蛋白质毒性的分子基础，还为未来治疗提供了潜在的靶点。 AATD是一种由基因突变引起的遗传性肝脏疾病，其特征是α1-抗胰蛋白酶在肝脏细胞中异常折叠和积累从而导致细胞损伤和肝纤维化。尽管AATD的临床表现已被广泛研究，但其细胞内的分子机制研究人员仍不清楚，本文研究中，研究人员旨在通过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技术揭示AATD患者肝脏组织中蛋白质毒性的分子机制，特别是蛋白质积累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及其对细胞功能的影响。 对蛋白毒性应激的早期和晚期反应 文章中，研究团队选取了34名AATD患者的肝脏活检样本和肝移植样本，涵盖了从轻度到重度的肝纤维化阶段，这些样本经过福尔马林固定和石蜡包埋处理，随后通过激光显微切割技术分离出单个细胞或细胞群；研究人员利用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技术结合单细胞分析，对这些细胞进行了高分辨率的蛋白质组学分析。通过人工智能辅助的图像分析和质谱技术，他们就能从每个细胞中检测到多达4300种蛋白质从而构建出详细的蛋白质表达图谱。 相关研究结果揭示了AATD患者肝脏细胞中蛋白质毒性的分子特征。研究人员发现，α1-抗胰蛋白酶的积累主要是一个细胞内源性过程，相邻细胞之间的压力传播非常有限。此外，该研究还发现了一种早期的过氧化物酶体上调的现象，这或许预示着一种潜在的临床干预靶点。在疾病晚期，研究人员观察到了一种以球形蛋白聚集为特征的肝细胞表型，这种表型伴随着独特的蛋白质组学特征，包括TNFSF10（也称为TRAIL）的显著增加，这一表型可能代表了疾病进展的关键阶段。 这项研究首次利用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技术以单细胞分辨率揭示了AATD患者肝脏组织中蛋白质毒性的动态变化，这一技术不仅能检测到数千种蛋白质的表达变化，还能通过图像分析技术将蛋白质表达与细胞形态联系起来从而提供更全面的病理机制理解。研究人员发现的过氧化物酶体上调现象或能为AATD的早期干预提供新的思路。此外，本文研究还揭示了AATD晚期肝细胞的球形蛋白聚集表型，这一发现或许有助于开发新型诊断标志物和治疗靶点。尽管样本量有限，但本文研究结果的深度和精度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综上，本文研究通过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技术为AATD的病理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相关研究结果不仅揭示了蛋白质毒性的分子基础，还为未来开发新型治疗策略提供了潜在的靶点。（生物谷Bioon.com） 参考文献： Rosenberger, F.A., Mädler, S.C., Thorhauge, K.H. et al. Deep Visual Proteomics maps proteotoxicity in a genetic liver disease. Nature (2025). doi：10.1038/s41586-025-08885-4

膀胱癌（BC）是全球第 10 大常见癌症，男性发病率和死亡率约为女性的四倍。大多数膀胱癌为尿路上皮癌，75% 的患者在确诊时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NMIBC），50% 的 NMIBC 为低级别，而大多数肌层浸润或转移性肿瘤为高级别，NMIBC 的 5 年复发和进展率分别为 50%-70% 和 10%-30%。 目前 T1 期膀胱癌的治疗方法主要有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TURBT）、膀胱内卡介苗（iBCG）灌注后维持治疗以及针对侵袭性或高危 T1 期膀胱癌的根治性膀胱切除术。其中，iBCG 疗法是高危 NMIBC 和部分中危 NMIBC 患者的标准辅助治疗手段，其疗效源于诱导的局部和全身抗癌免疫反应，但也会引发一系列不良事件。卡介苗的历史背景 一个世纪前，Albert Calmette 和 Camille Guérin 利用含有牛分枝杆菌菌株的减毒活疫苗（卡介苗）为儿童预防结核病。1976 年，Morales 等人首次发表了对 9 例复发性浅表性膀胱癌患者进行 iBCG 治疗的初步研究结果，此后，iBCG 成为高危 NMIBC 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案，诱导期通常为 6 周，维持期为 1 - 3 年，全球至少有 7 种卡介苗亚株用于膀胱内免疫治疗，它们在基因上存在差异，导致表型和免疫原性有所不同。但自 2012 年以来，卡介苗生产相关问题促使人们探索新的治疗方法。 iBCG 治疗膀胱癌的免疫学机制BCG 的附着与内化 BCG 灌注后，其细胞壁上的纤连蛋白附着蛋白与尿路上皮（尤其是受损尿路上皮）和膀胱癌细胞表面的纤连蛋白结合。膀胱组织中的巨噬细胞通过与整合素的受体介导相互作用内化 BCG，之后 BCG 抗原经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I 类和 II 类分子分别呈递给 CD4 + 和 CD8+ T 细胞，引发以辅助性 T 细胞 1（Th1）为主的免疫反应，产生多种细胞因子，如干扰素 -γ（IFN-γ），同时 BCG 还能激活并成熟树突状细胞（DCs），参与 Th1 型免疫反应，且 BCG 被膀胱癌细胞内化后可通过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产生一氧化氮，对癌细胞具有细胞毒性 。 BCG 相关分子模式及作用 iBCG 的作用主要由抗原呈递细胞通过模式识别受体（PRRs）识别分枝杆菌病原体相关分子模式（PAMPs）介导。例如，巨噬细胞和 DCs 中的 Toll 样受体 2（TLR2）可识别分枝杆菌细胞壁分子，TLR9 可识别未甲基化的分枝杆菌胞嘧啶 - 鸟嘌呤二核苷酸 - DNA 基序，核苷酸结合寡聚化结构域蛋白 2（NOD2）受体可识别分枝杆菌胞壁酰二肽。此外，坏死或受损的膀胱癌细胞可释放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激活先天免疫系统，促进免疫细胞对癌细胞的杀伤作用。 细胞募集 iBCG 可激活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可通过吞噬作用和释放促凋亡蛋白直接破坏膀胱癌细胞，还能形成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限制癌细胞迁移。多种早期产生的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与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T 细胞、B 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等的募集有关，NK 细胞在 iBCG 介导的抗癌反应中起核心作用，可有效浸润膀胱肿瘤并杀伤肿瘤细胞 。 训练免疫的作用 训练免疫（TI）是 iBCG 诱导的抗癌免疫反应中一个重要方面，指免疫系统在受到病原体（如 BCG）刺激后，对相似或不相关免疫刺激能更有效反应。BCG 诱导 TI 的过程涉及自噬途径，自噬溶酶体裂解的分枝杆菌片段通过 NOD2 受体触发免疫反应，诱导 IL-1β 等细胞因子产生，促使骨髓重编程髓系细胞祖细胞，维持 TI 相关的功能改变。在 iBCG 维持治疗中，幼稚先天免疫细胞受到训练并反复刺激，增加诱导周期可改善无复发生存期。 细胞因子的作用 iBCG 灌注后 24 小时内，可在 NMIBC 患者的血清和尿液中检测到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部分细胞因子与 Th1 反应相关，且多次灌注后细胞因子水平变化更大。不同细胞因子的产生时间和来源有所差异，如 IL-1β 和尿 CCL2、CCL5 在第三次灌注后达到峰值，IFN-γ 在第四次灌注后达到最高水平。此外，某些细胞因子与肿瘤复发和进展相关，如 CCL27 血清水平与肿瘤微环境中调节性 T 细胞（Tregs）数量相关，高表达与较短的无复发生存期有关。肿瘤微环境的作用 BCG 可诱导 Th1 极化的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大量涌入，激活组织巨噬细胞（M1 样），产生炎症细胞因子，引发肿瘤细胞靶向的 Th1 介导的细胞毒性反应。肿瘤微环境中的巨噬细胞极化具有重要意义，M1 样巨噬细胞与良好预后相关，而 M2 样极化的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则促进肿瘤生长、侵袭、转移和免疫抑制。此外，BCG 治疗前肿瘤微环境中 CD4+ T 细胞、T-bet+ T 细胞与复发率相关，Th1、Th2 和 Th17 功能的平衡对 iBCG 治疗反应至关重要。BCG 的生产、给药及方案 所有卡介苗菌株均源自 Albert Calmette 和 Camille Guérin 开发的原始牛分枝杆菌亲本菌株，目前市场上有多种 BCG 亚株用于膀胱内灌注，虽基因不同，但多项研究和荟萃分析表明，不同亚株在治疗膀胱癌的疗效上无显著差异。iBCG 给药方案通常包括诱导期和维持期，诱导期为每周灌注 1 次，共 6 周，维持期为 1 - 3 年，高危患者维持 3 年，中危患者维持 1 年。然而，2012 年 Sanofi 工厂的问题导致 BCG 供应短缺，为此人们提出减少剂量或维持灌注次数等方法，但这些方法的疗效存在争议，目前普遍认为剂量减少优于减少诱导和维持周期。iBCG 免疫疗法的临床疗效 对于 NMIBC 患者，初始治疗为最佳 TURBT，高危患者接受 iBCG 治疗效果最佳。iBCG 在预防 NMIBC 复发方面优于 TURBT 单独治疗或 TURBT 加化疗，且维持治疗时效果更显著。高危 NMIBC 患者接受 3 年全剂量维持 BCG 治疗时无复发生存期最佳，中危患者 1 年维持治疗可能足够，同时 iBCG 还能减轻或推迟膀胱癌进展风险。多项研究表明，iBCG 在预防肿瘤复发方面优于膀胱内化疗药物，如比表柔比星、丝裂霉素 C（MMC）等，但也有研究显示在某些方面两者无显著差异，且 iBCG 在 70 岁以上人群中疗效相对较低，但仍优于表柔比星。 目前通过膀胱镜检查和尿液细胞学检查进行随访，同时研究了多种尿液分子和血清生物标志物作为 iBCG 反应的预测指标，如尿液中 IL-8、IL-18、TRAIL 等细胞因子水平，血清中 TNF-α、CTLA-4 等生物标志物水平，以及 T-bet、GATA-3 等转录因子表达情况。此外，荧光原位杂交（FISH）分析可用于预测肿瘤复发和进展风险。NMIBC 进展为肌层浸润性肿瘤是疾病的关键进展，复发和进展率分别为 32.0% - 47.8% 和 9.5% - 14%，年龄、肿瘤数量、大小、分级等是相关的独立因素，目前有多种模型和工具用于计算复发和进展风险，如 CUETO 评分模型、EAU NMIBC 2021 评分模型和 AUA 风险分层系统。 BCG 免疫疗法的不良反应iBCG 相关短期 / 自限性不良事件（iBCG-ST/SLAEs） iBCG-ST/SLAEs 较为常见，通常在 BCG 灌注后 48 小时内出现，表现为局部泌尿生殖系统症状（如排尿困难、尿急、尿频、血尿和耻骨上不适）或全身症状（如发热、流感样疾病、寒战和肌痛），一般持续不超过 48 小时，通常无需特殊治疗或仅需对症处理。这些不良事件与 BCG 的反应性和抗癌活性相关，如发生 iBCG 相关不良事件的患者尿液中 IP10、IL-6 和 IL-8 水平较高，iBCG 诱导的下尿路症状（LUTS）是主要表现，约 20% 的患者因严重 LUTS 中断 iBCG 治疗，导致癌症进展，其发生机制包括膀胱致敏、炎症、上皮通透性增加以及膀胱神经与 BCG 的直接相互作用。 iBCG 相关局部 / 全身并发症（iBCG-rL/SCs） iBCG-rL/SCs 相对少见但更严重，通常在最后一次 BCG 灌注后数小时至数年出现，需要医疗干预甚至住院治疗。通过系统文献回顾，明确了其流行病学、表现、微生物学、病理学、管理和结局等方面信息。iBCG-rL/SCs 可分为局部（局限于泌尿生殖道）和全身（包括远处血行 / 淋巴播散感染、孤立器官受累、组织自身抗原 - 分枝杆菌抗原交叉反应或超敏反应），还可分为感染性和非感染性，感染性病因占 63.3%。在 738 例确诊患者中，中位年龄为 68 岁，男性占 93.1%，多数患者有 TURBT 病史。播散性是最常见的形式，其次为泌尿生殖系统、骨关节 / 肌肉、肺部等受累，不同类型的并发症有不同的临床表现。 在实验室诊断方面，目前的分枝杆菌检测方法（如培养和抗酸杆菌涂片）对 iBCG 中分枝杆菌的检测效果不佳，组织标本中培养、AFB 显微镜检查和 PCR 检测的阳性率分别为 58.3%、40.2% 和 65.5%，体液标本中相应阳性率更低，而 PCR 检测在组织和体液标本中敏感性较高。分子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微生物学诊断率，感染性 iBCG-rL/SCs 的发病时间中位数为 32.1 周，非感染性为 5 天，提示早期发病的主要为非感染性，晚期发病的主要为感染性。组织活检显示，多数患者存在组织肉芽肿，以非干酪样肉芽肿为主，且非干酪样肉芽肿形成时间早于干酪样肉芽肿。iBCG-rL/SCs 的治疗与临床结局 iBCG-rL/SCs 的最佳治疗方法尚不确定，目前主要治疗方法为抗结核治疗（ATT），常联合糖皮质激素和 / 或手术。ATT 方案多参考牛分枝杆菌感染的治疗经验，美国相关指南推荐 9 个月的治疗方案，但数据支持有限。回顾性研究表明，INH - RIF 或 INH - RIF - EMB 方案成功率较高，但添加 EMB 的优势尚不明确，且治疗疗程不足 9 个月的数据不足。抗结核药物存在多种不良反应，如肝损伤、视神经病变、外周神经病变等，若患者不耐受，可根据药敏试验选择氟喹诺酮类药物。糖皮质激素用于严重 BCG 感染和局部反应，但无标准给药方案，在治疗播散性病例伴肝受累时，先给予糖皮质激素可能避免肝功能进一步受损。在 634 例有治疗数据的病例中，95% 接受了药物治疗，77% 使用了 ATT，不同治疗方案的应用因并发症类型而异。多数研究者认为先前发生 iBCG-rL/SCs 是恢复免疫治疗的绝对禁忌证，法国指南建议在全身感染和严重局部感染时永久停用 iBCG，实际恢复 iBCG 治疗的患者很少。 对 714 例病例的分析显示，iBCG-rL/SCs 的总体病死率为 7.4%，不同类型的并发症病死率差异显著，播散性、孤立血管性和孤立肺部受累的病死率较高，而孤立骨关节 / 肌肉和局部（泌尿生殖系统）受累的病死率较低，但局部和骨关节形式的发病率较高，常需进行严重的手术治疗。死亡患者与幸存者在年龄、性别上无显著差异，但死亡患者全身免疫抑制和先前局部解剖破坏或免疫受损的患病率更高。多数死亡发生在住院的前 6 周，败血症是主要死因，联合 ATT 和手术治疗与较低的病死率相关，尤其是对于主动脉及其分支受累的患者。此外，骨髓、肾脏和淋巴结受累与不良结局相关，而骨关节和局部受累与良好预后相关。 膀胱癌的新型免疫疗法及其感染并发症BCG 耐药的免疫生物学机制 通过比较 iBCG 治疗前后基因表达水平，发现成熟（CD83 + 和 CD84+）巨噬细胞与 iBCG 治疗反应较低有关，BCG 治疗后肿瘤中 B 细胞标记物、细胞毒性 NK 和 CD8+ T 细胞相关基因特征富集。IFN-γ 诱导可导致 HLA I 类分子（包括 HLA-E）表达增加，以及抑制性检查点 NKG2A（在 NK 和 CD8+ T 细胞上）和 PD-1（在 CD8+ T 细胞上）上调，NKG2A:HLA-E 轴可能是免疫治疗的新靶点，阻断 NKG2A 可作为克服 BCG 耐药的联合策略。此外，NKG2A + NK 和 CD8+ T 细胞共表达其他抑制性检查点受体，提示存在重叠的耐药途径，空间转录组学技术有助于进一步研究肿瘤的分子亚型和信号通路。针对 BCG 治疗失败的新型疗法 对于 iBCG 难治或复发的高危 NMIBC 患者，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是标准治疗方法，但该方法存在较高的发病率和对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对于接受两疗程 iBCG 治疗后仍持续或复发的高级别 NMIBC 患者，若不愿或不能接受膀胱切除术，最佳治疗方法尚未确定，重复 BCG 治疗对非高级别 NMIBC 患者和部分高危复发癌症患者可能有益。 分枝杆菌细胞壁 - 核酸复合物（MCNA）具有免疫调节和抗肿瘤特性，在 iBCG 治疗失败的高危 NMIBC 患者中，尤其是乳头状肿瘤或 iBCG 复发患者，静脉注射 MCNA 可显著改善病情，且严重尿路感染的发生率很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已显著改善转移性膀胱癌的治疗，目前正在评估其在早期膀胱癌中的应用。iBCG 可诱导癌细胞表达 PD-L1，导致免疫逃逸，而联合 iBCG 和抗 PD-L1 药物可增强肿瘤浸润 CD8+ T 细胞的数量和效率。多项研究表明，派姆单抗、阿替利珠单抗等在 BCG 无反应的 NMIBC 患者中显示出有前景的疗效，但 ICIs 存在感染和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为此研究了膀胱内给药的方式，如膀胱内注射度伐利尤单抗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和低毒性。 纳多法瑞基因菲拉登诺韦克（nadofaragene firadenovec）是一种重组非复制型腺病毒载体，携带人干扰素 α - 2b 基因，在 BCG 无反应的 CIS 患者中显示出较高的完全缓解率，且安全性较好，已获 FDA 批准用于治疗高危 BCG 无反应的 NMIBC 伴 CIS 患者。诺加彭德金阿尔法因巴基塞普（nogapendekin alfa inbakicept，NAI）是一种 IL-15 超激动剂，可激活和促进 NK 细胞以及效应和记忆 T 细胞的生长，联合 iBCG 治疗在 BCG 无反应的 CIS 和乳头状膀胱癌患者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和低毒性。未来展望 iBCG 在高危或中危 NMIBC 患者治疗中具有重要地位，尽管短期局部不良事件常见，但严重并发症发生率约为 2%，死亡率约为 7%。本文提供了这些并发症的最新信息，强调了分子技术在早期诊断中的重要性。对于 iBCG 无反应的疾病，新型膀胱内免疫调节疗法正在测试中，有望为未来膀胱癌治疗带来新的突破。 识别微信二维码，添加生物制品圈小编，符合条件者即可加入 生物制品微信群！ 请注明：姓名+研究方向！ 版 权 声 明 本公众号所有转载文章系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且明确注明来源和作者，不希望被转载的媒体或个人可与我们联系(cbplib@163.com)，我们将立即进行删除处理。所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不代表本站立。